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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先生在今年五月底曾对我说:“适之先生,你千万再不要提倡那害人误国的国故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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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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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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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了长期的蛰伏生活,眼看着新黄嫩绿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怀中,发泄胸中的郁抑,却忽然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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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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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博物院带画院,只检大的说,足足有十个之多。在巴黎和柏林,并不“觉得”博物院有这么多似的。柏林的本来少些;巴黎的不但不少,还要多些,但除卢佛宫外,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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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今天的演讲中,我预备把中国的宗教史和哲学史上各阶段有关不朽或人类死后依存概念的发展情况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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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沬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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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先生: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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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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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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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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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漂漾着,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动着。大人、小孩和包裹青绿颜色,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朝向同一的方向走去,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独自地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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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三年前的春天,我正在上海一个公园里散步,忽然听到有个很熟的声音向我招呼。我看见一位神采飘逸的青年站在我的面前,微笑着叫我的名字问道:“你记得青吗?”我真不认得他就是我从前大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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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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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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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城不大,风景却别致。特别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座凌空欲飞的蓬莱阁,更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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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Henry在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meliberty,orgiveme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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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子字霓荪,生于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后十时,以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二时死亡,年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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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T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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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常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实是因为胆小,哪敢多灌黄汤。梦却夜夜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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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公山畔此勾留,水国春寒尚似秋。天外有天初泛艇,客中为客怕登楼。烟波浩荡连千里,风物凄清拟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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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蓝呢制服上的钮扣全解开,一股向晚的凉风扑入胸中,他觉得灼烧在心头中的烈火到这时略略地平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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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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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最能行》云,“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经注》,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看来只是一堆烂石头,杜甫不过说得嘴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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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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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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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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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川白村著有两本论文集,一本名“出了象牙之塔”,又有一本名为“往十字街头”,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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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有人说: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眼,味儿终究有点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