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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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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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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长禄先生来信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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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之一种。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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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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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而去闷睡半日,简直是白糟蹋了那点酒。喝醉必须说醉话,其重要至少等于新年必须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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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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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三年前的春天,我正在上海一个公园里散步,忽然听到有个很熟的声音向我招呼。我看见一位神采飘逸的青年站在我的面前,微笑着叫我的名字问道:“你记得青吗?”我真不认得他就是我从前大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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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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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理斯(Havelock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说十五岁时初读斯温朋(Swinburne)的《日出前之歌》,计算大约生于一八五六年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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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公山畔此勾留,水国春寒尚似秋。天外有天初泛艇,客中为客怕登楼。烟波浩荡连千里,风物凄清拟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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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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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国来,江苏省教育会请他明天、后天到这儿来演说,又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叫我今天晚上先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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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在树上,渐渐有点害怕,太阳也落下去了;树叶的声响也唰唰的了;墙外街道上走着的行人也都和影子似的黑丛丛的;院里房屋的门窗变成黑洞了,并且野猫在我旁边的墙头上跑着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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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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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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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有人说: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眼,味儿终究有点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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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怎地觉得是生在黑暗时代,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总算是没有了,无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围窥伺,想吞吃活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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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子字霓荪,生于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后十时,以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二时死亡,年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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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阴,这真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了。我向来厌恶晴朗的日子,尤其是娇阳的春天;在这个悲惨的地球上忽然来了这么一个欣欢的气象,简直像无聊赖的主人宴饮生客时拿出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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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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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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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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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迨教育总长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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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Rome)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像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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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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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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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求师访友,足迹走遍天涯,回想起来给我最大益处的却是“迟起”,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所有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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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园子里有西府海棠两株,春来着花茂美,而经雨之后,花瓣湿润,似乎分外鲜艳。“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这是苏东坡咏海棠诗中的名句,把海棠的娇柔之态活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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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