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
-
一光绪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
-
每逢杏花开放时,江南一带,往往春雨绵绵,老是不肯放晴。记不得从前是哪一位词人,曾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句,这三个名词拆开来十分平凡,而连在一起,顿觉隽妙可喜,不再厌恶春雨之杀风景了。
-
《背影》是现代作家朱自清于192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这篇散文叙述的是作者离开南京到北京大学,父亲送他到浦口车站,照料他上车,并替他买橘子的情形。在作者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父亲替他买橘子时在月台爬上攀下时的背影。
-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
-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惭愧我没有拜读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详。
-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
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
-
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读“印度读本”,才知道在经史子集之外还有“这里是我的新书”。
-
蓼花和木芙蓉花,是秋季宜乎种在水边的两种娇艳的花。说也奇怪,我的园子里所种的这两种花,有种在墙角的,有种在篱边的,似乎都不及种在池边的好,足见它们是与水有缘,而非种在水边不可了。
-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
-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钟》
-
小的时候不知在什么书上看到一张图画。题的是“爱护动物”。图中甲儿拿一根线系住蜻蜓的尾,看它款款地飞。
-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
-
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
-
我幼小时候,在S城,——所谓幼小时候者,是三十年前,但从进步神速的英才看来,就是一世纪;所谓S城者,我不说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说之故,也不说。
-
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
——夜记之一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
-
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
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
-
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
-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
当人生观论战已经闹个满城风雨,大家都谈厌烦了不想再去提起时候,我一天忽然写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观”。
-
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
-
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
-
一两个月前中国报上载,托尔斯泰著作被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禁止,并且毁书造纸,改印列宁著书云。
-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