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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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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观剧之前,务须伤风,以便在剧院内高声咳嗽,且随地吐痰。(二)入剧场务须携带甘蔗,桔柑,瓜子,花生,……以便弃皮满地,而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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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兵败麦城,虽然首级给人拿去招安,可是英灵不散,吾舌尚存,还到玉泉山,向和尚诉冤,大喊什么“还我头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万想不到我现在也来发出同样阴惨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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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而去闷睡半日,简直是白糟蹋了那点酒。喝醉必须说醉话,其重要至少等于新年必须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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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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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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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出版物,都用神话的典故做题目,很是别致,想把它议论一番。这些出版物是(1)《弥洒》,(2)《维纳丝报》,(3)《狮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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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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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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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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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代(CatulleMendès)是法国高蹈派的一个诗人。据汤谟孙说,“他有长的金发,黄胡须,好像一个少年犹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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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住下来的人,总知道逛庙会逛小市的趣味。你来回踱着,这儿看看,那儿站站;有中意的东西,磋磨磋磨价钱,买点儿回去让人一看,说真好;再提价钱,说那有这么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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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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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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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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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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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间的传信鸽比赛消息,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鸽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鸽子加以训练,并且创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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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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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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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绪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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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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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一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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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迨教育总长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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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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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诸葛亮,一般人对他大概都有好感。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呢?那也不尽然。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比如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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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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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想起一句古话来了,叫做“积少成多”。看官,你不要看轻了这四个字,要晓得这四个字里,包含了许多意思,许多精妙的意思,而且有极大的用处,列位且听我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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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天兄: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论国民文学的信,我觉得对于你们的意见能够充分了解。传道者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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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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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