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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冬至以后，皆有“九九”之说，计算寒暑的变化。不过夏天人家不大注意，让它一天天的过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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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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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朱自清 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紧扣“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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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给上海广州的晚报写了些小文章，共总得数十篇，承出版社好意为选择一部分出版，这是很可感谢的，书名最初拟名“鳞爪集”，但太是普通了，怕和别人重复，改用“草叶集”呢，又与惠特曼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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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言犹未了，只听得子路子贡……齐声呐喊：法西斯蒂！夫子暗藏怒气，轻声问道：何谓也？大家齐喊：法西斯蒂！夫子微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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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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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的表示自己年岁老大，认识一堆方块字，有古典文学的知识，要来卖弄，我常喜欢劝人读古诗，从原文去赏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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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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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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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西的《农业管窥》里有一节话，说农谚与气象和社会有关系的，觉得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如广西的谚语，一日东风三日雨，三日东风无米煮，和有些地方的，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雨沥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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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我从小园南部的梅丘上掘了一株直本的金银花，移植在爱莲堂廊下的方砖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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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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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经堂水浒传》七十一回，是金圣叹假造的本子，说是施耐庵原本；有施氏自序一篇，也是他的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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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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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雪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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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丰之余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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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万个悲肃的面孔和哀痛的心灵的围绕中，鲁迅先生安静的躺下了—正—当黄昏朦胧的掩上大地，新月投着凄清的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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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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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达尔文尺牍全文发表，关于宗教问题，证明他是无神论者。西洋的无神论者，除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以外，甚为难得，有话也不能发表，或者隐藏一点，变成“不可知论”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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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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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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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新年，不知怎么心里就要喜欢一下，同时又有点胆战心惊：好像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味儿。喜的什么呢？很难说；大概是一种遗传病，到了新年总得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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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今之青年每于西餐馆中，或跳舞场内，欣欣然乐道：不劳无食。其实是大大的不对。何则？听俺道来。夫食色性也。但食先于色。设生而不食，则不能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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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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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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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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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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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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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的古迹，顶有名的无过于大禹陵与兰亭。禹陵虽然也无可考，现今的那块石碑，乃是知府南大吉根据“勘舆”之学给它来假定的，本来算不得数，但是到底有那一个庙在那里，并有“窆石”的遗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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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