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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四日，曾在上海一张报上看到苏联一位退休老人艾依斯蒙特同志的来信，希望得到一些中国花籽，使他的窗前开放出远道而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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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疾如鹰的羽翮，梦的翼扑在我的身上。岂不曾哭，岂不曾笑，而犹吝于这片刻的安闲，梦的爪落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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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庚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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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自己：我们中国为什么糟到这步田地呢？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聪明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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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黄昏，我携着我底孩子逃了出来。孩子非常慌张，他还没有他底力量；至于我，我却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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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切的一切，以健康为第一；而要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也一定要有健康的人民，人民如果都是萎靡不振，国家也不会强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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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先生：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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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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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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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老去，花事阑珊，庭园中万绿成阴，几乎连一朵花都没有，只有仗着那红若火齐的石榴花来点缀风光，正如元代诗人马祖常所谓“只待绿阴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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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八九月，是丹桂飘香的时节；丹桂飘香已成了一句成语，其实丹桂并不普遍，一般多的是金桂和银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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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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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条受冻受饿的犬呀！在楼梯尽端，在过道的那边，他着湿的帽子被墙角隔住，他着湿的鞋子踏过发光的地板，一个一个排着脚踵的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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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听京戏，但是对于地方戏却是看了不少，所以也有很多的感触。第一觉得中国“戏文”有一点与别国不同，值得一说的，那便是偏爱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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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开始他的文学业绩的时候，就标举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这二十五年来，文坛上经过多少变化、多少花样，但茅盾先生始终不移的坚持他的主张，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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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这是唐代宋之问的诗句。卢橘就是枇杷，冬季开花，春季结实而夏季成熟；到得枇杷落市之后，那么就要让杨梅奄有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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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趁热。”“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吃良乡栗子的时候了。”“像我们这种住弄堂房子的人，差不多是不觉得季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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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双银灰色的眸子。其实他的眸子当然不是银灰色的，可是我每次看见他那种惊奇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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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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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连日阴沉下去，一点光也没有，完全灰色，灰得怎样程度呢？那和墨汁混到水盆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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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我从小园南部的梅丘上掘了一株直本的金银花，移植在爱莲堂廊下的方砖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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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兀自拖鞋的声音。沉睡的孩子翻着身。在他无邪的梦里，也许看见背上长了芒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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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和苏州有缘，去秋曾来苏演出，很受群众欢迎；今年暮春，前度刘郎今又来，在开明戏院上演了他的五出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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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往往多雨，所以唐人诗中，曾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之句。一九五五年自入春以来，分外的多雨，所谓杏花春雨江南，竟做得十足，连杏花也给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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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三十余年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江湾小观园新到一种西方来的好花，花色鲜艳，花形活像兔子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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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走不可，环境虽然和缓下来，不走是不行，几月走呢？五月吧！从现在起还有五个月，在灯下计算了又计算，某个朋友要拿他多少钱，某个朋友该向他拿路费的一半……在心上一想到走，好像一件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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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门见山文豪说：做文章应该开门见山，不要拖泥带水。五年前，我在南京听顾实先生讲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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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这是古人一首歌颂午睡的诗，极言午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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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数天了，妻已不再作无谓的腼腆。在豆似的灯光下，我们是相熟了。金漆的床前垂着褪黄的绸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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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新年，不知怎么心里就要喜欢一下，同时又有点胆战心惊：好像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味儿。喜的什么呢？很难说；大概是一种遗传病，到了新年总得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