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纔是怪漢子呢。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儘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爲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於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它到地裏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卻不能這麼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系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於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３）這麼一比，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於張獻忠，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麼批評。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報·自由談》。

　　（２）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論調，曾見於當時《現代》月刊所載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載劉瑩姿《我所希望於新文壇上之批評家者》一文，說批評家“拿一套外國或本國的時髦圈子來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這是充分地表明瞭我國新文壇尚無真摯偉大的批評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載蘇汶《新的公式主義》一文中說：“友人張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題’裏，對於近來的一些批評家，曾經說了幾句很有趣的話，他說：‘他（指一位批評者——汶注）是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了一個圈子，就拿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適，大了套不進：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關於張獻忠考秀才的說法，見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書：“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