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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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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堂先生说，法国一个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三十卷，为世所笑，所以我现在做讲沉默的文章，想竭力节省，以原稿纸三张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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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园兄，你应该还记得“夜航船”的趣味罢？这个趣味里的确包含有些不很优雅的非趣味，但如一切过去的记忆一样，我们所记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经过时间熔化变了形的东西，所以想起来还是很好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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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这战争的年代，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动的；但如你那青春的夭折我欲要向苍天怨诉了！满红：《哀萧红》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间，也还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极少的人也算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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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破晓酒醒时候，我忽然忆起前晚上他向我提过“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这两句词。仿佛前宵酒后曾有许多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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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你如果有福气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来打扰我，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以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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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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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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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都有养狗的习惯。养狗不但为了守卫之用，而且也为了食用。南方人固然常吃狗肉，北方人同样也吃狗肉。所以，如果养狗大概不至于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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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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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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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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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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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把太阳的东升西落当作理所应当，我似乎看出了它的窘迫和厌倦，燃烧自己让它感到痛苦，红色的光便是它的泪水，它在哭诉，它在吼叫，它在挣扎，它不得已每天在天上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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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了一座桥。桥的底色灰蒙蒙的，带着几分清瘦的忧郁；桥的栏杆处用的是清如雪色的砖，白璧无瑕；桥的石墩很厚重，能托举起梨花带雨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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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一条驴子将丧残生；天上瘸下来了太白金星。总统也是注定今夜身亡——他想，收了驴子再去府旁。此刻他的脾气十分不好，昨天的事仍旧使他烦恼；因为，衙门里面欠薪无钱，那收魂的布袋用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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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把我国的阴历叫作农历，其实如果真有农民所专用的那么一种历本的话，倒完全应该是现在所通行的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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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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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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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文化界现出长足的进步，这进步不能不归功于几个特志的先驱者。就文艺方面说，近代日本文艺史上，如果没有了高山樗牛、正冈子规、国木田独步、二叶亭四迷、坪内逍遥、夏目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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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常常希望有那么一天，粮食能够大量地长在树上，使农业耕作大为简便，受水旱的威胁较小，节约大批劳动力而又能够普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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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有关雨的趣闻”，共有三则，都是外国的，大概因为那一版全是国际资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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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它们短小精悍的文字，不但可以使我们增加许多知识，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识破西方世界的贵族老爷们传家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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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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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是江苏省著名的工业城市，生产能力极强，在祖国建设大计中起重大作用。它因地濒太湖，山明水秀，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每逢春秋佳日，联袂来游的人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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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不知从哪一年起，我园南面遥对爱莲堂的一条花径旁边，有一株小小的乌桕树，依傍着那株高大的垂丝海棠成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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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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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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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了一篇散文《养兔记》，今又提笔，再记养兔之事。前文记述的是我在村里上小学时，饲养一对长毛兔的前前后后，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往事；本文要写的，则是我与一只又老又病的菜兔之间的零零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