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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个大地方。城虽不大,可是城外的商埠地面不小;商埠自然是后辟的。城内的小巷与商埠上的大路正好作个对照。城里有些小巷小得真有意思,巷小再加以高低不平的石头道,坐在洋车上未免胆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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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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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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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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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亮先生在这个月里(六月)给我两封信。“文人相重”,我必须说他的信实在写的好:文好,字好,信纸也好,可是,这是附带的话;正文是这么回事:第一封信,他问我的小说写得怎样了?说起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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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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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事邀我到这边来,原规定是大伙坐下吃点东西,教我说个五六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备的材料,一点也不新奇。我以前作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还作过督学,所以我对小学教员的情形,都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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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等处,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为最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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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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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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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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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三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正确而扼要地(且不提详尽地)介绍这些变化吧?何况我现在只打算写一篇短文啊,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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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像《收获》这样的巨型文学刊物,也是不多见的。因此,《收获》的刊行,应使我们感到骄傲!前些天,一位有名的英国出版家对我说:“你们的出版计划是惊人的!”是的,假若他看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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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一个有志于文艺创作的青年而想成为作家,的确是千难万难的事。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是那么寥寥可数,旧日的统治阶级不培养作家,而摧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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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百万民歌歌唱展览会来京展览。这种展览方法很新鲜:每介绍、解说一类展览品之后,即由歌手表演。它叫我们既看到群众的创作成绩,又听到那些作品该怎么歌唱与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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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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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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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密云县城关公社的檀营大队。檀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北,约五里。原因:为什么要到檀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蒙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以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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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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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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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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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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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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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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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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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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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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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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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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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