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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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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喜，却又寂寞，有点自相矛盾。别着急，略加解释，便会统一起来。近来呀，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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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已经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了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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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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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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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边这些人干的事吧：杭州汪德孚等，代制慰劳志愿军的食品，偷工减料，用吃了嘴就发干的石碱粉代替苏打。上海的胡恒庆，承办解放军与志愿军军鞋，偷工减料，腐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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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方二哥在公园里开过“个展”，有字有画，画又分中画西画两部。第一天到会参观的有三千多人，气晕了多一半，当时死了四五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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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水晶墨镜的那个，我看出来，是尤二爷。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可不是一块儿来的。尤二爷和那个胡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爷的脸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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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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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京解放十周年而作北京解放十年了。十年间的变化实在无法片语道尽。所以我只想在这里说一件事。我要说说北京多么干净。是啊，北京的清洁卫生工作的确作的好，年年有进步，这是值得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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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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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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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国庆到今年国庆这一年里，我始终非常的忙碌。我忙着写作，又忙着办事。写作与办事双管齐下，同时并举，是不容易都作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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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条街上都管他叫毛毛虫。他穿的也怪漂亮，洋服，大氅，皮鞋，啷儿的。可是他不顺眼，圆葫芦头上一对大羊眼，老用白眼珠瞧人，仿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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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当局宣称，将在今年2月1日开始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审讯。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已非一朝一夕，这次的暴行是这个法西斯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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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1日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的纪念日。对中朝两国亲如兄弟的人民来说，对关心亚洲和平的世界人民来说，这真是伟大的吉日！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这一历史性条约缔结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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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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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悲感交集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想教心中平静，我们也免不了思前想后，感慨系之！抗战六年中的流浪生活，已使我习惯了孤寂与贫困，可是到了新年，我还是没法不以酒浇灭了心中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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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最好是：（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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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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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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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间，交通不方便，人们很怕到远处去，特别害怕到边疆去。就以内蒙古说吧，人们管它叫“关外”、“口外”或“塞外”。一听说到关外去，人们便怕起来，以为那里只有大片的沙漠，大片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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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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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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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空气太硬，丁坐在沙上，脚指还被小的浪花吻着，疲乏了的阿波罗——是的，有点希腊的风味，男女老幼都赤着背，可惜胸部——自己的，还有许多别人的——窄些；不完全裸体也是个缺欠“中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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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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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花。因气候、水土等等关系，在北京养花，颇为不易。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是花比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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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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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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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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