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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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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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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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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足见种树成林要比教育人民,改造社会风气容易的多,占的时间短。可是,这句古语被我们打破了。看看我们的社会吧,虽然建国只有十年,可是不但处处绿柳成荫,而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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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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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有新旧二城。新城是满城,至今还住着不少满族人民。我到新城访问了两家满族朋友。第一家姓关。主人快六十岁了,还很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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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年间,交通不方便,人们很怕到远处去,特别害怕到边疆去。就以内蒙古说吧,人们管它叫“关外”、“口外”或“塞外”。一听说到关外去,人们便怕起来,以为那里只有大片的沙漠,大片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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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荣幸,十几年来,我得到不少参加招待朝鲜友人的机会!我珍视这种机会,而且每次见到来自这英雄国土的友人,都使我极为兴奋、愉快,并引以自豪!不论是在哪里,不论是在何时,中朝两国的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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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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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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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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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因此,把交通事业办好,使出外的人不再望而生畏,实在是造福不浅。专就铁路来说,解放后这几年的进步真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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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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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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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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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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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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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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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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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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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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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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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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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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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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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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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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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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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九月三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正确而扼要地(且不提详尽地)介绍这些变化吧?何况我现在只打算写一篇短文啊,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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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护民族共同语的推行,大力推行!记得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虽然都说北京话,可是稍有不同。举一个例子:汉族人管祖母叫奶奶,满族人却管祖母叫太太,而管母亲叫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