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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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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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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经》中曾有“莲花世界”之说。农历六七月间，几乎到处都看到莲花，每一个园林，红红白白，烂烂漫漫，真的是一片莲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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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我小学时看到过一段采访，采访的对象也是个小学生，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是他当时说的话在当时的我看来非常的成熟，或者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官腔，但不管怎样，这段采访给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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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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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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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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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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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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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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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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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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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了长期的蛰伏生活，眼看着新黄嫩绿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怀中，发泄胸中的郁抑，却忽然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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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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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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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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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拙政园中有十八曼陀罗花馆，庭前有山茶花十余株，曼陀罗花是山茶的别名，因以名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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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月前中国报上载，托尔斯泰著作被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禁止，并且毁书造纸，改印列宁著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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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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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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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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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郝秋圃君的杂感《听一位华侨谈话》，不禁引起我的怀旧之思。我的感想并不是关于侨民与海军的大问题的，只是对于那个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前身，略有一点回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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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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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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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月11日是爱迪生的一百十三年纪念日。明天2月12日是林肯的一百五十一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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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什么叫需要，我无法定义，是痴迷者梦寐以求的？或是无助者最后的底线？又或者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我没有能明白，但我知道人总是需要着些什么，我认为叫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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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蓝呢制服上的钮扣全解开，一股向晚的凉风扑入胸中，他觉得灼烧在心头中的烈火到这时略略地平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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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而在南方广州市、海南岛一带，却到处是青枝绿叶的树和姹紫嫣红的花，好一片阳春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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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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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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