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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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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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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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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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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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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绪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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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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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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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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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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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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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一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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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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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名叫“鬼画符”。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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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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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郝秋圃君的杂感《听一位华侨谈话》,不禁引起我的怀旧之思。我的感想并不是关于侨民与海军的大问题的,只是对于那个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前身,略有一点回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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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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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园子里有西府海棠两株,春来着花茂美,而经雨之后,花瓣湿润,似乎分外鲜艳。“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这是苏东坡咏海棠诗中的名句,把海棠的娇柔之态活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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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偶读陆祁孙的《合肥学舍札记》,卷一有都门旧句一则云:“往在都门得句云,栗香前市火,菊影故园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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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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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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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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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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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代(CatulleMendès)是法国高蹈派的一个诗人。据汤谟孙说,“他有长的金发,黄胡须,好像一个少年犹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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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生观论战已经闹个满城风雨,大家都谈厌烦了不想再去提起时候,我一天忽然写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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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没有预备讲这个题目,到安庆后,有一部分人要求讲这个,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临时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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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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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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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在绮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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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