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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然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当我收到“我与文学”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啊！童年时代，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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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内档案”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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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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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刚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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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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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高大的建筑，在南京路口像蹲伏着的一匹原始时代的野兽，面对了浮在水面秋叶似的一排排吐着浓黑色烟的军舰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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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节届，一般爱花爱游的人们，已在安排出门去探梅了。到哪里去探梅呢？超山也好，孤山也好，灵峰也好，梅园也好，这几处梅花或多或少，都可以看看，而最著名的探梅胜处，莫如苏州的邓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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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四日，曾在上海一张报上看到苏联一位退休老人艾依斯蒙特同志的来信，希望得到一些中国花籽，使他的窗前开放出远道而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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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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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乎一国之兴衰，在乎经济。经济之要，在乎民生。使民居有所安，业有所乐，则商贾之事盛行。而经济之盛，当供给军事。军事强壮，不战而自威，则外交纵横，邦交各国，周而不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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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夜，对于震响的铁门更怕起来，铁门扇一响，就跑到过道去看，看过四五次都不是，但愿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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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齐站在操场腿上扎着绷带，这是个天空长起彩霞的傍晚，墙头的枫树动荡得恋恋爱人。老齐自己沉思着这次到河南去的失败，在河南工作的失败，他恼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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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的农民似乎不大喜欢养牛，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的同志说，这仅仅是习惯的问题。我想其中恐怕还有别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上可能还不明白养牛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在农村中进行一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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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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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走廊上望着飞舞的雪花，和那已透露了春意的树木花草，一切都如往日一样。黯淡的天幕黑一阵，风雪更紧一阵，遥望着执政府门前的尸身和血迹，风是吹不干，雪是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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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是众香国中的硬骨头，它不怕霜而反傲霜，偏要在肃肃霜飞的时节，烂漫地开起花来，并且开得分外鲜妍，因此古诗人对它的评价很高，宋代苏洵咏菊诗，曾有“粲粲秋菊早，卓为霜中英”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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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万山丛中有座最高的山，叫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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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埃及朋友说，金字塔的夜月，朦朦胧胧的，仿佛是富有幻想的梦境。我去，却不是为的寻梦，倒想亲自多摸摸这个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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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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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狼怪群体越来越近，李昊的心跳也逐渐加快。那股紧张的气氛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慌乱，不能让眼前的危险将他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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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先生：先生荣任副刊编辑，小弟不来道贺，却来呼冤，真是丧心病狂。但是这个年头，唉，这个年头，谁的心头没有几分冤枉？别的我不说，也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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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遇见一位老乡。他告诉我：“就在咱们住的那个村庄，发现‘火井’了。”这真是一个喜事。从来不知道有火井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有了火井，怎么不叫人高兴呢？可是，在发现了火井以后，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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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一名映山红，农历三四月间杜鹃啼血时，此花便烂烂漫漫地开放起来，映得满山都红，因之有这两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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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荼蘼花事了，庭园中顿觉寂寞起来，除了蕊珠如火的榴花以外，就要仰仗那五色缤纷的大丽花来点缀仲夏风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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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时一般在名利场中打滚的人，整天的忙忙碌碌，无非是为名为利，差不多为了忙于争名夺利，把真性情也汩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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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于百花中最爱紫罗兰，所以我从前所编的杂志，有《紫罗兰》，有《紫兰花片》；我的住宅命名“紫兰小筑”；我的书室命名“紫罗兰盦”：足见我对于紫罗兰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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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吾苏甪直镇唐塑罗汉像的大名，却因一再蹉跎，从未前去鉴赏，引为遗憾！劳动节前五天，蒙老友吴本澄兄与费怡庵画师见邀，因欣然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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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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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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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愤懑”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