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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史癖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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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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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资格，我随着北路慰劳团到陕甘绥等处去慰劳抗战将士：行二万华里，用时五个月。慰劳工作的经过自有慰劳团撰制正式报告，我现在所要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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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大喜事——《诗刊》四月号里发表了一百首工人创作的诗歌！对这件大喜事，除了祝贺，我还想说这么几句话：（一）工人会写诗，而且比某些诗人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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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睛的、走路时总爱把下巴抬得很高的王四，只要人一走进院门来，那沿路的草茎或是孩子们丢下来的玩物，就塞满了他的两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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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个夏天我又回到南京来，现在我是度着南京的第二个夏天。当初在外边，逢到夏天便怀想到父亲的病，在这样的季候，常常唤起了我的忧郁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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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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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美国的文艺作品是极讲究形式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有必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出品首先要讲究漂亮悦目，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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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来的路，没有回去的路。风是在作大圈儿地回旋了。“莫要说这是荒凉吧，我底孩子—在我们，荒凉之中也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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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老头儿”伏园兄编《京报副刊》的那年，曙天写她的《断片的回忆》，原因是给《京报副刊》充篇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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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四日，曾在上海一张报上看到苏联一位退休老人艾依斯蒙特同志的来信，希望得到一些中国花籽，使他的窗前开放出远道而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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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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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我写《方珍珠》剧本时，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应否提供意见的问题，我愿在这里再说几句话。先说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假若我自居为老写家，以为我的创作本领十分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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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时代，在年龄上是指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中学校时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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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像一条污浊的河，缓慢而迂滞地流去；生活，在这中间，就变成一堆污烂的泥团了。我翻开我底手记册，想从里面发现一点可以记念的过去，如同一个将要窒息的人渴望着一口新鲜的空气，或者一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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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萍兄：自从你发表《爱丽》以后，就听见有些小绅士们正颜厉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们的教育家还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他好像又说做这样小说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动机！这是多么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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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更深的时候，我忽然醒觉了。不知从什么地方，正传过一阵一阵的哀乐，那是悠长的，低郁的，如诉如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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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阡同志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将我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在北京和别处上演，都很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上演，都有不少位三轮车工人来看戏，事后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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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宗杰：你是好游的，我愿同你讲讲我去年在里昂时的游兴。在那里的时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边旅行，而且每逢礼拜日，只要没有约会或紧要的事务，我也必到乡间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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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工作得很疲倦，天色一黑便去睡了。也不晓得是多少时候了，仿佛在梦中似的，房门外游廊上，忽有许多人的说话声音：“火真大，在对面的山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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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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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在寒冻中欢迎了春来，抱着无限的抖颤惊悸欢迎了春来，然而阵阵风沙里夹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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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来，我没有写成功一个字。很多爱我的和关心我的朋友，常常写信或者跑来当面对我说：“老叶，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看，你这样穷——负担着一家人六口的生活，而常常挨饿……况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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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万山丛中有座最高的山，叫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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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知半解的“诗话”北河沿的两岸，积雪还未全消，我和思永从东华门到钟鼓寺，沿途喋喋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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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很有些人写信来问我：明天社是不是提倡未来派的文学？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明天社的宣言发表了几个月，到如今还没有一些作品出来，自然引起研究文学的人们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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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原出波斯国，移植南海，闽粤一带独多；因系西来之种，名取译音，并无正字，梵语称末利，此外，又有没利、抹厉、末丽、抹丽诸称，都是大同小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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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上，又是夜航，最容易倦。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觉得耳朵里像灌满水，铮铮发响，知道飞机正在往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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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和美妙倘若不存于人间，则天上一定不会有神奇，有美妙，不，连宇宙都不会有。我面着宇宙，我仰慕那浩渺无穷的苍天，特别喜欢留连在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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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津以后得见知堂老人所作《鲁迅的故家》一书，署名周遐寿，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