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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新年，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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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蛋十一岁，就结了婚。死了妈。爸爸心里计算：“家里要个人呢！”于是说媒的老婆子上了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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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原是人生一种美德，但是倘俭得太过分，不得其当，那就是吝了。友人给我谈起民初一个富翁的故事，十分可笑，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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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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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隼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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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隼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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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先生：我所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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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没学会写游记。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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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跟女儿看诗词大会，有一个现场情景表演的环节，现场的情景中出现了夜空中的银河，女儿看了赞叹：“哇好美的星空呐！”“这算什么星空，我小时候看到的银河才叫好看呢，明亮亮的一天星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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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这样散文似地过去了，虽然在那早春时节，有如初恋者的心情一样，也曾经有过所谓”狂飙突起”，但过此以往，船便永浮在了缓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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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饭店。二楼楼梯旁某号房间里，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门是照例关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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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著作家，当然不仅是文学的著作家而已，其他如社会科学，哲学等著作者亦统称之为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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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那个说是在前线打死的当兵的丈夫，前几天又回来了，——”我那个隐居的朋友，顶着正午的大太阳，从离城十里的乡间跑进城，还是那么急躁地无头无尾地冲出了这一句话，然后就把自己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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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生是一个平民主义的信徒，他和JohnMasefield一样，总是用日常简朴的辞令来传达千千万万平民共有的情绪，在他们的诗集里面，我们找不出什么传统的辞藻，可是他们这种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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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啊，吹着罢，吹着我妹妹底坟墓。啊，风是吹着了在我妹妹底坟上啊！她如今死去了，风呀，她再不能随着你而歌唱；她底伤心，如今已经沉寂在黑暗的土地上了啊！你呀，旋舞着而来的，你是去报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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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的柔红光，照在周围十余里的一个湖泽上，没有什么风，湖面上绿油油的像一面镜似的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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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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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相信有鬼或无鬼，我们的话里免不了有鬼。我们话里不但有鬼，并且铸造了鬼的性格，描画了鬼的形态，赋与了鬼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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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在她们姊妹行中是顶小的一个，出生的那一年，她的母亲已经四十岁。妻的体质和我并不相差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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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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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过广智院的人，从一九○四到一九二六，有八百多万；到如今当然过了千万。乡下人到济南赶集，必附带着逛逛广智院。逛字似乎下得不妥，可是在事实上确是这么回事；这留在下面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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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一九二八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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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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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的苏高子居来了一位宾客，他是一位教育家，他说，他在办一个教育机关，近来发起一个卫生实验模范区，要请我去当主任，本来他先找到一个某医师，某医师从前为他们讲演过医学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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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阅历经验的老前辈，对于出远门的子弟常叮咛训诲，说你在轮船上或火车上，如看见有窃贼或扒手正在那儿偷窃别个乘客的东西，你不但不可声张，并且要赶紧把眼睛往旁急转，装作未曾看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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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春天的菜，是柳花菜。不尝柳花菜者，已廿馀年。每到初春，望见柳树嫩绿的枝叶，舌端便朦胧地泛起苦味的芳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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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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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些日子吧，我邀了几个熟朋友，在雪香斋给握青送行。雪香斋以绍酒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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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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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重译本所根据的是ConstanceGarnett的英译，伦敦WilliamHeinemann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