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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母几夜没有安睡，现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北方的一种迷信活动。旧时老太太遇到不吉利的事情，抖动穿过50年的小棉袄，说是可以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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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灯节已经来临，满街上颤着灯的光明：红的灯挂在门口，五彩的龙灯抬过街心。星斗布满了天空，闪着光，也像许多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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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如果来了，他要钱或要衣服，能给的，我都可以给他。”一家人饭后都坐在廊前太阳光中，虽是十月的时候，天气却不覚十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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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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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也有乞丐”，是的；但他们的丐道或丐术不大一样。近些年在上海常见的，马路旁水门汀上用粉笔写着一大堆困难情形，求人帮助，粉笔字一边就坐着那写字的人，北平也见过这种乞丐，但路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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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T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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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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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出版物，都用神话的典故做题目，很是别致，想把它议论一番。这些出版物是（1）《弥洒》，（2）《维纳丝报》，（3）《狮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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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博物院带画院，只检大的说，足足有十个之多。在巴黎和柏林，并不“觉得”博物院有这么多似的。柏林的本来少些；巴黎的不但不少，还要多些，但除卢佛宫外，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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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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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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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城不大，风景却别致。特别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座凌空欲飞的蓬莱阁，更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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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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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见则多怪，真叫人愁得慌！谁能都知都懂？就拿相对论说吧，到底怎样相对？是像哼哈二将那么相对，还是像情人要互吻时那么面面相对？我始终弄不清！况且，还要“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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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我这一支歌将扬起它的乐声围绕你的身旁，好像那爱情的热恋的手臂一样。我这一支歌将触着你的前额，好像那祝福的接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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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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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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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常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实是因为胆小，哪敢多灌黄汤。梦却夜夜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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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我们是流着汗血的，却唱着高歌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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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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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是在单恋着，但是我不知道是恋着谁：是一个在迷茫的烟水中的国土吗，是一支在静默中零落的花吗，是一位我记不起的陌路丽人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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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题是“中学的国文教学”，两年前民国九年（1920年），我曾在北京发表过一次（参看《胡适文存》卷一，303页以下），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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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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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地板上不言不动的，告诉我呀，亲爱的妈妈？雨从开着的窗口打进来了，把你身上全打湿了，你却不管。你听见钟已打四下了么？正是哥哥从学校里回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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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八度的天气，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水路不得通，旱路也难走。冰！我真是奈何你不得！我真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便与撑船的商量，预备着气力，预备着木槌，来把这坚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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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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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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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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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小布人的弟弟也应该是小布人。呕，这说得还不够清楚。这么说吧：小布人若是“甲”，他的弟弟应该是小布人“乙”。不过事情真奇怪，小布人的弟弟却是小木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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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爱弥耳活到八岁零四个月十二天就死了，我并不怀疑我的教育方法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小小的疏忽或者是免不了的，可是由大体上说，我的试验是基于十分妥当的原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