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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人工作的地方，也就有妇女工作着，这是今天我们全国的普遍现象。多么美丽的现象啊！是呀，当我在街上走着，我的头时常点一点，表示我的喜悦与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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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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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兴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要大大地改变样子。是往好里改，还是往坏里改呢？肯定地说，是往好里改，往很好里改。因为：一九六零年，六十年代的开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特别是亚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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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几千位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新闻各方面的先进人物，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会啊！这些人物，人人值得歌颂，个个应该表扬，我不知道怎样来写这篇短文才好！谁能够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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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天桥，北京的老住户们一定会叹口气才说：它是解放前的一块最黑暗的地方。解放初期，也还有这么想的：什么地方都好办，改造天桥可不容易，它的老底子太坏太烂啊！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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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死，不会叫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消沉！不！您的死，会叫刚果，会叫非洲，站起更多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战士！他们不会因您的壮烈牺牲而垂头丧气，不！不！他们会照着您的光荣榜样，头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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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当局宣称，将在今年2月1日开始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审讯。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已非一朝一夕，这次的暴行是这个法西斯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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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到广东、福建逛了一趟。回来，又到呼和浩特去了几天。路走的不少，也看到不少从前没见过的山川、城镇、古迹、园林……的确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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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一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美帝侵略越南，中国人民不能、绝对不能坐视不救！我们永远是怎么说，就怎么办！美帝若敢继续扩大侵略，我们一定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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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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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去看我们不懂得的东西，心里自知是外行，可偏要装出很懂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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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不是小说。假若我是个木匠；我一定说戏剧不是大锯。由正面说，戏剧是什么，大概我和多数的木匠都说不上来。对戏剧我是头等的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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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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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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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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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花草，爱猫狗。由一个中国人看呢，爱花草是理之当然，自要有钱有闲，种些花草几乎可与藏些图书相提并论，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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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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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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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春节，要贴春联。大红的纸，黑亮的字，分贴门旁，的确增加喜气。写的又都是赞美春天或鼓舞士气的话语，更非全无意义。这个形式为汉语所独有，一个字对一个字，不能此长彼短；两腿一样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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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还没有从窗眼里爬进来，我已经钻出被窝坐着，推着熟睡的母亲；“迟啦，妈，锣声响啦！”母亲便突然从梦中坐起，揉着睡眼，静静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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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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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西滢在闲话里说“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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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三：我还活着。但是至少是一个“出家人”。我住在我们镇上的一个山里，这里有一个新造的祠堂，叫做“三不朽”，这名字肉麻得凶，其实只是一个乡贤祠的变名，我就寄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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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点打上芭蕉有铜盘的声音，怪。“红心蕉”，多美的字面，红得浓得好。要红，要热，要烈，就得浓，浓得化不开，树胶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红……”不成！“紧紧的卷着，我的红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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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幕话剧）时间一九六○年六月，午前十一时。地点纽约某小街上小酒馆内。人物贾克——酒馆伙计，二十七岁。查里——退役军人，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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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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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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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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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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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