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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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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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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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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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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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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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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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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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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到了,向来不肯和仆人讲话的阔人,也改变得谦卑和蔼了许多,逃命是何等重要的事,没有仆人的帮助,这命怎能逃得成。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老爷向李福说了话:“李福,厅里的汽车还叫得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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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又上齐化门外去打靶。照例门脸上的警察又检查来往的中国人,因为警察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对防备奸细比防备敌人更周到而勇敢些,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容易而妥当些;巡警既不是军人,又不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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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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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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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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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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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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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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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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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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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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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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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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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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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是六岁的小姑娘,近来把什么玩艺儿都收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另有了事情做,就不再玩娃娃与小车了。她看妈妈天天忙着给伤兵医院折纱布,揉棉球;问明了那是为伤兵用的,也问明了伤兵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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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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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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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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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刚住了几天,我已经感到乡间的确可喜。在这生活困难的时候,谁也恐怕不能不一开口就谈到钱;在乡间住,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省下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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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是一种艺术。咱们的先人就懂得贴春联,点红灯,换灶王像,馒头上印红梅花点,都是为使一切艺术化。爆竹虽然是噪音,但“灯儿带炮”便给声音加上彩色,有如感觉派诗人所用的字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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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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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同乡朋友:今天我看见这么多朋友来听我说话,觉得非常感动,无论什么人,见到这样多人的欢迎,都一定会非常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