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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的古迹，顶有名的无过于大禹陵与兰亭。禹陵虽然也无可考，现今的那块石碑，乃是知府南大吉根据“勘舆”之学给它来假定的，本来算不得数，但是到底有那一个庙在那里，并有“窆石”的遗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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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地旧俗，对于厨房里的所谓“灶神”，很为尊重，总要在灶头上砌一个长方形的小小神龛，将一尊用红纸描金画出来的“灶神”供奉在内，上加横额，写就“东厨司命”四字，这仪式定在大除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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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退日本暴寇，我们的头上便老顶着炸弹。这是大中华空前的劫难，连天空也被敌人污辱了。我们相信的公道的青天只静静的不语，我们怎样呢？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奋斗，这二者针锋相对；打吧，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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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驴子，垂着头的，细腿的，穿着自己的破烂的毛皮的，它们划着无边苍老的旷野，如同枯树根又在人间活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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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见有人说：“这几天身子不舒服，医生说是上火了。”于是吃下一两服清凉剂，很快就好了。这里所谓“上火”，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修养似乎也颇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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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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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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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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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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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浆玉碗冰泠泠”，是元代顾阿瑛的诗句，从这七个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用玉碗盛着蔗浆喝，冰冷沁齿的意味，顿时觉得馋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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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的黄金时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艺术。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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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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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告诉我说，他最近发现了长发的奇迹。事情是这样的：今晚我从实验剧场看戏回来，乘坐十三路公共汽车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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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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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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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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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粮差
》赵树理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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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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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回在一篇关于朱舜水的文章里，引用《先哲丛谈》，牵连的说到陈元赟。据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今关天彭的《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小畑利三郎的淮王常清与陈元赟之诸研究，查出陈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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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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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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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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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四叔是生了不到几个月便死的，我对他自然一点印象也没有，家里人也从不曾提起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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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家潘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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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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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书词）英雄好汉志刚强，精忠报国好儿郎；提起了枪刀还有手溜弹，你死我活拼一场！哪怕那大炮声声震破了耳，哪怕那弹雨纷纷落四方；人生自古谁不死，爱国男儿死战场！残言叙过且不表，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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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祖母常常进街。我们并不住在城外，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有一天，祖母又要进街，命令我：“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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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就是死也死得“高人一等”。这固然不错。但是，诗，始终是给活人读的。为什么诗人爱用活死人的文字和腔调来作诗呢？中国古文和时文的文言，据刘大白说，是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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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