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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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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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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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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波是成都的一位妇产科女医师,在成都执行医务,上十年了。她自己开了一所宏济医院,抗战期中兼任成都中央军校医院妇产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医院妇产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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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也渐渐知道了这么一个人,可是直到现在还说不出他的姓名来。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不过我,和别的许多人,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陌生的,根本留不下什么丝毫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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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谢谢上帝呢我们能有宁静的今日。这时我正和清坐在菊花堆满的碧纱窗下,品着淡淡的清茶,焚着浓浓的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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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城里人春以来,十天有九天是阴霾四布见不着太阳光,有时从云缝里露出半面,但不到一会又飘浮过一朵墨云来掩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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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北京城正在沉默中隐伏着恐怖和危机,谁也料不到将来要发生怎样的悲剧,在这充满神秘黑暗的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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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又去了彭小姐家一次,满天星斗中归来,我想起了君宇!回来并不曾做稿,翻书箱找出若干旧稿不但可用而且还是好的稿子,我喜欢极了!你也该喜欢吧,朋友!不只这期,许多期的论文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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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流浪在人世间,曾渡过几个沉醉的时代,有时我沉醉于恋爱,恋爱死亡之后,我又沉醉于酸泪的回忆,回忆疲倦后,我又沉醉于毒酒,毒酒清醒之后,我又走进了金迷沉醉五光十色的滑稽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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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次地参加各种展览会,虽获得了一次次的好评,享受了一时间的荣誉,然而也付出了心力上的相当的代价,不是轻易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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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二十余年的老朋友了,一朝死别,从此不能再见,又哪得不痛惜,哪得不悼念呢!这老朋友是谁?原来是我家后园西北角上的一株老枣树,它的树龄,大约像我一样,已到了花甲之年,而身子还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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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之的一首《山行》诗,凡是爱好枫叶的人,都能朗朗上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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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写诗,或可说是要抓紧一种一时闪动的力量,一面跟着潜意识浮沉,摸索自己内心所萦回,所着重的情感——喜悦,哀思,忧怨,恋情,或深,或浅,或缠绵,或热烈;又一方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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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这非常富于刺激性的年头里,我敢喘一口气说,我相信一定有多数人成天里为观察听闻到的,牵动了神经,从跳动而有血裹着的心底下累积起各种的情感,直冲出嗓子,逼成了语言到舌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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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小剧院公演《软体动物》以来,剧刊上关于排演这剧的文章已有好几篇,一个没有看到这场公演的人读到这些文章,所得的印象是:(一)赵元任先生的译本大成功;(二)公演的总成绩极好,大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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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前,当我的故乡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我接到我姊姊和岳家同时的两封来信,报告那里灾疫盛行,儿童十有九生疟疾和痢疾,不幸传染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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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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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一种非常不高兴的,懊恼的情绪,踏上了十七路无轨电车。这是因为我正和家里的人,怄了一点闲气,而且必须在一个约定的时间以前,赶到遥远的地方去会一个病重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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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井深藏在井冈山的腹心地带,四面紧围着层层叠叠的高山,朝上望去,那一片明净的天,确有些儿像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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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木匠就照例到这家酒店来喝酒,两位小伙计招待他,笑眯眯的用酒放在他的身边,就请他说起关于命运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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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到他的眼前还以为是希望时,这是何等的从错误中取得的悲哀呀!他的脸色已纸一样白了,一对深深的眼窝,含着两颗圆大的乌珠,时常没精采的朦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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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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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无花的因为《语丝》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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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仁先生: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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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接到电报:“涤洲病危”。十四起身;到北平,他已过去。接到电报,隔了一天才动身,我希望在这一天再得个消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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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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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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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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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