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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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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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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一九二八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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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血这件事我是憎恶的，断腿、断臂，还有因为流血过多而患着贫血症的蜡黄的脸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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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稿）粪气掺了蚕豆花的暖香，吹进莫稽住的平间草房。鸡在邻庄刚才报过正午，唤他放下书来做饭充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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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州秦百户，关防犹可恃，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塞芦子一到福州去由南平到福州去的船，凌晨五点钟开行，我们在四点钟赶上船去，船已经挤得象腌菜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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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一时代与苏轼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应该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于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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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在学校中，是个问题最多的科目，其中作文教授，尤其是最麻烦讨厌的部分。说起这星期要作文，先生学生都大家害怕，先生怕改文课，学生怕作不好，这是一般学校作文教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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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天气，烦躁蒸郁，使人易于动怒；在那热闹的十字街头，车马行人，虽然不断的奔驰，而灵芬从公事房回来以后，觉得十分疲惫，对着那灼烈艳阳，懒散得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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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嗜好文学的，也曾多时努力于文学的创作；然而我却不是文学研究家，对于文学，我没有深湛的理论，关于别人的深湛的文学理论，我所涉猎的也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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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夜从地上引退了，浓雾就渐渐地沉落下来。那是初春的早晨，什么都还是宁静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和每个隙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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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山路下来，觉得夜是恐怖的。山路非常崎岖，夜如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人的头上，是那么沉重而且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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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雾浮上来了。月亮，斜挂在天边，散发着朦胧的光辉。整个江面，好像有谁从高处抛下了一层轻纱，变得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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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给你的信，瑞？”L君刚从内室出来，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右手搭纽他腰间的纽儿，开头问他的夫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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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边小小的一个市镇，大约有二三百家的人口；低小的房屋接连着排成一个世字形。一所宏敞的庙宇耸在市镇的后面，最算壮人观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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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妻出走了一刻辰光了，没有把一周岁半的孩子带了同走。一间旧式房间里，除了桌子上乱堆着几本触眼的新洋书外，其他什器没一样不带有几世纪以前的傲慢的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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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室中的一个阑珊的冬夜，火盆里的炭火在暖荧荧地烧着，桌子上橘子花生一类的果物，堆得满满的；像在发出异样的情致勾引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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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德和他的弟弟守中在计议一桩什么事件。“乖乖，杨监督的二小姐又要出阁了。”守中靠在账桌上，捏了一张粉红的喜帖一壁看一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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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里作客，渐渐有点不能耐了，于是想到回家。吃了老母的几天茶饭，我的心算是从来没有这样温暖过了，但那米是借来的，分明的偷偷听到，于是我又去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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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本来在乾顺猪肉店捉脚。猪肉店的伙计分两等，一是掌屠刀的，称师父，一则叫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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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别根路飞机场的近旁有个很宏壮的医院，光为它的建筑，听说已用去一百万两。里面的看护有中国人，有西洋人，有菲利宾人，住院的病人也有各国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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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二十年之久，到今日总算回到故国来了，不想再出国了。不敢家居徒食，所以到家后过了两天，就为谋事到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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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到纽约的情形，记者在上次已谈过一些，现在要随意谈些到纽约以后的见闻——有的是在欧洲不常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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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说的，是一个春青已经萎谢，而还是独身着的人的故事：大约是十二岁，父亲就送我到相隔两千余里之远的外省去读书，离开家乡，不觉间已是足足的三年零四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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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名她的名字做黎蒂。黎蒂，她是孤独地飘泊到北京来的一个飘泊者。因为她看见这红墙黄瓦的都城，还是初次，故在此地没有熟人；她所认识的，全是为她自己冷清清地住在公寓里，感到寂寞，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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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之菊归途中，我屡屡计画回来后面中国的花鸟，我的热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国，事事不合心意，虽然我相信这是我偷懒之故，但总觉得在中国的花鸟与在中国的人一样的不易亲近，是个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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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有书生，其先累世巨富，少失覆荫，家渐贫，为宗亲所侮。生专心笃学，三年不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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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难忘却的朋友——又是冰冷的秋之尾了。三年来，即使是在异乡吧，倘窗外飘起缠绵的雨，那悄然流动在空气里的一股恻凄的气息，便自然会复活了我对一个朋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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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走到科长的门口了，在胸前抱着一坛红丸的杨传达就故意把脚步放慢两步，缩在吴巡长的背后，忍不住又看坛口一眼，只见坛里的那些红丸简直红得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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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胆子太小，因为我们一向把我们自己紧紧地关在小巢穴般的寓所中。我们往往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自己以为自己是了不得的，这是因为我们一向太和广大的群众隔离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