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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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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认识孙鸥，自然是他在成都大学文预科读书，我去教书的时候；然而我之晓得“以泊”这个别号，却在民国十五年春，创始主编《新川报》副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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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中古时期的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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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二十余年的老朋友了，一朝死别，从此不能再见，又哪得不痛惜，哪得不悼念呢！这老朋友是谁？原来是我家后园西北角上的一株老枣树，它的树龄，大约像我一样，已到了花甲之年，而身子还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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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烹调需要用醋的时候，就会联想到镇江。因为镇江的醋色、香、味俱佳，为其他地方的出品所不及，于是镇江醋就名满天下，而镇江也似乎因醋而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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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庙茶亭，街头路尾，只有要饭叫花的人，只有异乡流落的人，只有无家可归的破落户，只有远方云游的行脚僧，才在那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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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东非勾留了一阵，着实领略了一番坦噶尼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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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九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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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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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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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诙谐的本质，与胳肢的，它们颇是相似。这一次，我在一家理发店里，有理发匠替我捶背扢骨，扢到腰上的时候，我忍不住地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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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你不是灶君吗？”“对了。好面善！你是哪一位尊神？”“我是财神哪！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呀！难得在半天云里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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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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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个头衔，以为此人一定是个拈花惹草、沉湎女色的家伙了；其实诗酒风流也是风流，不一定是属于女色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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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任何的地方，即使是古老的城外，一个轮船码头的上面。等船，在划子上，在暮秋夜里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点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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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我上次回信的草率，你要知道那时候我整个的情感是在多么大的颠仆之中。我几乎都失却了自信力，我不知道那件突发的事该给我多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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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上的日出我已有经验的了，看日出是海行的最大消遣，而且只有海行能最痛快的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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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老见异书犹眼明”的快活，据我看，远不如中年遇到新的朋友。书是死的，你对它恭敬，他未必就教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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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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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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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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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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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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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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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窗应该是灵魂上辉耀的点缀。可是当我幼年的时节，像是有些不同，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无窗的暗室里，那窗口也大着呢，但是隔着铁栏，在铁栏之外还是木条钉起扇样的护窗板，不但挡住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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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山路下来，觉得夜是恐怖的。山路非常崎岖，夜如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人的头上，是那么沉重而且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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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10月19日下午5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Euening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5时去世，惊骇得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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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罗隐《咏蜂》的七言绝句。从前四年制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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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开在百花之先，生性耐寒，独标高格，《群芳谱》里，推它居第一位，自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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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一桩事情扰乱了我。好像平静的渊面掠过行风，我的灵魂震颤得未能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