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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听京戏，但是对于地方戏却是看了不少，所以也有很多的感触。第一觉得中国“戏文”有一点与别国不同，值得一说的，那便是偏爱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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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着一个善于扮演猴戏的伶人为了逼真起见，自己就蓄养一头马猴，闲来揣摩它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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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二十余年的老朋友了，一朝死别，从此不能再见，又哪得不痛惜，哪得不悼念呢！这老朋友是谁？原来是我家后园西北角上的一株老枣树，它的树龄，大约像我一样，已到了花甲之年，而身子还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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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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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九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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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选择了高贵的从业，以救人为己任的医生们该有什么话可以说呢？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说是能医疗人的病痛，奉公守法，注重道德，更被尊为有仁慈心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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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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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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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间，交通不方便，人们很怕到远处去，特别害怕到边疆去。就以内蒙古说吧，人们管它叫“关外”、“口外”或“塞外”。一听说到关外去，人们便怕起来，以为那里只有大片的沙漠，大片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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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老太太缝着一件小袄，越缝越懊丧。拿起水烟袋来抽烟了，一口烟还没有抽进去，她就骂起来：“这是什么年头，这烟我没抽过，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跑到四川这地方……王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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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参加了几次中国作家协会讨论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的党组扩大会议。这使我认识了丁玲是何等样人。她抱着“朕即文坛”的野心，寝食不忘龙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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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文章的长短问题不是早有定论了吗？为什么又要提起它？难道它还没有解决不成？是的。文章的长短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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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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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过上海的人，看过或住过几座招待宾客的高楼，对于那座十八层高的上海大厦，都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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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下午参观了布尔穴俘公社之后，由莫斯科的郊外回到城内，顺便弯到红场，去看列宁的墓，因为这墓在下午五时后才开放给大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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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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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海，是什刹海，俗或叫作十家海的。为什么要写这《海涯琐记》呢？日昨，可以君到小庵来，说是《红蓝白》将出版了，要我写点什么文章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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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地遮迷了远近的山，悄悄地油绿了郊野的草；不断地在窗外织着一条轻薄闪光的丝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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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义大利的天就比别处的不同：“蓝天的义大利”，“艳阳的义大利”，“光亮的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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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写了好几个剧本，有话剧，也有说唱形式的小曲剧。我的劳动纪律很强，不管行政上的事务和社会活动有多少，我总设法天天写一点，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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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本来不仅限于女子一方面的，古代氏族的社会，男子的装饰不但极讲究，且更较女子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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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山路下来，觉得夜是恐怖的。山路非常崎岖，夜如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人的头上，是那么沉重而且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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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猩猩的故事，也实在多得很。它能够骑自行车，能够像绅士似的坐在大餐桌上吃冰激凌，此外还有些好把戏，就只差一点它不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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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游记之一住的地方，恰好在开陕西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碰到了不少位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们，个个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看得出是蕴蓄着无限的信心与决心，蕴蓄着无穷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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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萍兄：自从你发表《爱丽》以后，就听见有些小绅士们正颜厉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们的教育家还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他好像又说做这样小说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动机！这是多么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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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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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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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是半殖民地的时候，在洋老爷与二洋鬼子之间广泛地传播着下述的笑话：两个洋老爷打网球，一个头戴红结瓜皮小帽的中国绅士在一旁袖手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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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宗教，这于我该是如何大的一个苦难呢？清晨，当我迟疑着在床上的时候，我听见了那教堂里的钟声，是那样悠扬，一声一声地敲着，让那音波一直如同针刺，落在我底心头，几乎是要使我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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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当警察，因为用不到我们上前线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后方做维持治安的工作——捉汉奸！那时候只有捉汉奸和杀汉奸是最快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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