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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山路下来，觉得夜是恐怖的。山路非常崎岖，夜如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人的头上，是那么沉重而且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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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10月19日下午5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Euening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5时去世，惊骇得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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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罗隐《咏蜂》的七言绝句。从前四年制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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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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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间挂着一张和尚的照片，这是弘一法师。自从“八一三”前夕，全家六七口从上海华界迁避租界以来，老是挤居在一间客堂里，除了随身带出的一点衣被以外，什么都没有，家具尚是向朋友家借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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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十二人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党时节，我正由法国阿尔卑斯山中一个小城的一所公立中学，迁到山下一个相当有名的大城格罗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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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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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文艺副刊》出了一年多，现在要将这第一年中属于创造的短篇小说提出来，选出若干篇，印成单行本供给读者更方便的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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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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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前，我没写过剧本。抗战以后，剧运亨通，我也就见猎心喜，想多学习点手艺。到今天止，我已写过四本半剧了——其中有一本是与宋之的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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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国曲艺会演的节目里，有一些段子是破除迷信，奚落神仙的——如《龙王辞职》、《六神不安》等……破除迷信的段子，“古”已有之，并不由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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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当吧！你去当吧，我不去！”“好，我去，我就愿意进当铺，进当铺我一点也不怕，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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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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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幸福啊！非再说一百次不可，真幸福啊！不信，就算算看：自九月起到今天，北京的和外地在京的剧团有多少？大概不止六十个吧。再算算看，一个剧团的国庆献礼节目并不止一个，该有多少好节目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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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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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中学”的门前，那是三年前在里边读书的学校。和三年前一样，楼窗，窗前的树；短板墙，墙外的马路，每块石砖我踏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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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工作得很疲倦，天色一黑便去睡了。也不晓得是多少时候了，仿佛在梦中似的，房门外游廊上，忽有许多人的说话声音：“火真大，在对面的山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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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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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懒，也可美其名曰忙。近来不仅连四年未曾间断的日记不写，便是最珍贵的天辛的遗照，置在案头已经灰尘迷漫，模糊的看不清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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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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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去看我们不懂得的东西，心里自知是外行，可偏要装出很懂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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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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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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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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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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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闲话扬州》，比那本出名的书有味多了。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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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他们的对房门便住着一位颇有名望的将军——我自己这样称呼他；其实他的履历还有堂皇显赫的一大串，如前清时代的都督，改元以后的总参谋长，代主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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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吹过寂寞的春野。是余寒未消的孟春之月。本来，我们不是牵上双手么？沿着没有路径的江边走去，目送着足畔的浪花，小蟹从石缝中出来，见人复迅速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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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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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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