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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遇到包围，或其他的危险，便举手投降。他们不死拼。为什么呢？原来美国的议会里只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总想争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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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一本《中国》画册。多么大，多么美，多么动心的画册呀！谁掀开它能不惊叹，能不看了再看呢！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是呀，一掀开，你就看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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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讨论了两个重大问题。它们是：（一）文字改革，（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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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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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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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朋友现在还在北平受苦。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因为听到卢沟桥的炮声，而以为事情必不会恶化，所以就不慌不忙，不作出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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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像过年。北京城里外，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是一片欢笑。人人都知道、都晓得、都庆祝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又得到一次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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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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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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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目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青年，还有不少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都很爱好文艺。其中有不少人在业余课余的时间努力练习写作，希望将来去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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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全国曲艺界到北京来会演的代表们！曲艺形式多种多样，它们的说唱技巧与音乐各有特色。这次会演必能因彼此观摩，交流经验，收到互相丰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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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士们是为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们的同胞作战，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因为：假若战士们单单的是为他们自己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满可以“坐在城楼观山景”，他们的胜败生死，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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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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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索要稿子，给我很大的痛苦。我的心愿意“有求必应”，我的脑子可是必须“力求节约”。头昏与头晕，在这五年来，时常的使我不得不放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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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场上，穷兵黩武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把十八般武器都用了出来，可是并没能挽救侵略的失败。在英勇的中朝人民部队面前，侵略者休想讨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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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到现在止，我只到过四个美国的大城市：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今天，就我初到美国所见所闻的感想，向各位作一个简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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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盲艺人讲习班今天结业。六十多位盲艺人，在严冬的三个月里，学习了政治思想，并学习了十段左右新曲子。从政府方面来说，在经济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能照顾到向来没人管的“瞎子”们，真是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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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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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末旬，到安国县去了几天。这不仅是访问，而是建立亲戚关系；这次住的日子很少，以后还要再来学习，多住些日子，也希望多写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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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谈现代教育，这可不容易办！我这个家伙不会瞪着眼批评。我最喜欢和朋友们瞎扯，用不着“诗云”，也用不着“子曰”；想叫我有头有尾的说一遍，我没那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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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哪一行的总抱怨哪一行不好。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大小有个事儿，总该满意了，可是我的在银行作事的朋友们，当和我闲谈起来，没有一个不觉得怪委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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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通俗化这问题，我们已听到看到许多的意见与言论。对于一事一理的讨论，自然是不厌其详的；可是设若始终在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试验，则言论必来回绕圈，渐觉枯窘；而有志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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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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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极其鲜明地摆在这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里，因为打退了美国的侵略军，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跨上千里马，百废俱兴，万象峥嵘；再看看南朝鲜呢，因为李承晚卖国求荣，美军赖着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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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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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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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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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幺”儿子。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已四十二岁了。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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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段先生在世的时候，可惜，我没有得到多亲近他的机会！但是，由几次晤谈中他所给我的印象，和由朋友们所告诉我关于他的言行，使我可以这么说：段先生在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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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