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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不同于用机器制造物品，很难不出次品和残品。不断的创作即是不断的学习，作家没有毕业证书。建国十年来，我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也扔掉过许多许多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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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像《收获》这样的巨型文学刊物，也是不多见的。因此，《收获》的刊行，应使我们感到骄傲！前些天，一位有名的英国出版家对我说：“你们的出版计划是惊人的！”是的，假若他看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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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跃进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在跃进，真使人高兴！7月30日我参加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亲耳听到来自全国各处的中、小学教师与学生用普通话朗诵诗歌，说快板与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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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学术方面，”他说：“先生的治学可以说是广博的，而且是以科学的方法。他不像一般人一样，被埋在书堆里，他是真正能够消化学问，而且能创造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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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我还纳闷：他们这一群，到底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们的主子究竟是什么人呢？看了《人民日报》揭露的第三批材料，我完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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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揭露以前，我听到过一些话：有人说：胡风集团不过想在文艺界夺取领导权，他们并不是特务。看了第三批材料，此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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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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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征收局。九位职员，两三位工友。正屋中间，麻雀一桌。旁屋里，木床一张，灯枪俱全，略有薄雾。月收二百元左右，十一二位的薪资、赌金、烟费，都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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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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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过一篇短文，略论文艺与教育的关系。我的意思是教育者万不可忽视新文艺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新文艺的的确确是青年们的精神食粮，凡欲知道青年思想，心理的，就没法把文艺割弃，而还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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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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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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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先生的逝世是文艺界的很大损失。他为人诚笃，治学严谨；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建设具有热情。这样的人是死不得的！我们需要他！他与我同岁，自从初识到如今，三十年如一日，始终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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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欢迎，欢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朋友们！我们听说，你们要到北京来表演，渴望已久。欢迎，欢迎，你们终于来到首都，而且是与春风手拉手儿来的！你们的表演是多么精彩啊，使我们忘记了翠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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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到广东、福建逛了一趟。回来，又到呼和浩特去了几天。路走的不少，也看到不少从前没见过的山川、城镇、古迹、园林……的确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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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百万民歌歌唱展览会来京展览。这种展览方法很新鲜：每介绍、解说一类展览品之后，即由歌手表演。它叫我们既看到群众的创作成绩，又听到那些作品该怎么歌唱与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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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护民族共同语的推行，大力推行！记得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虽然都说北京话，可是稍有不同。举一个例子：汉族人管祖母叫奶奶，满族人却管祖母叫太太，而管母亲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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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兴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要大大地改变样子。是往好里改，还是往坏里改呢？肯定地说，是往好里改，往很好里改。因为：一九六零年，六十年代的开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特别是亚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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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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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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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有的人出了钱，有的人出了力，只有荣誉军人们却出了血。出了血的荣誉不仅是个人的，而是全民族的，与历史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私仇而失去了胳臂或眼睛，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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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准每月一日刊发，永不差日子。封面：素的与花的相间，半年素，半年花。素的是浅黄或乳白的纸，由有名的书家题字，只题刊名也好，再写上一首诗或几句散文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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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花草，爱猫狗。由一个中国人看呢，爱花草是理之当然，自要有钱有闲，种些花草几乎可与藏些图书相提并论，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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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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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接到电报：“涤洲病危”。十四起身；到北平，他已过去。接到电报，隔了一天才动身，我希望在这一天再得个消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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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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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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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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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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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写了不少的东西。写的好与不好是另一问题，不在话下。为什么我能写出不少东西来，是这里所要谈的。这须要与解放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在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候，我不能自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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