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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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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明，我并不轻视为投稿而作文章的人，因为我自己便指着投稿挣饭吃。这，却挡不住我要说的话。投稿者可以就是文艺家，假若他的稿子有文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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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美国的文艺作品是极讲究形式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有必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出品首先要讲究漂亮悦目，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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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边这些人干的事吧：杭州汪德孚等，代制慰劳志愿军的食品，偷工减料，用吃了嘴就发干的石碱粉代替苏打。上海的胡恒庆，承办解放军与志愿军军鞋，偷工减料，腐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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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里，有下边这样的话：“文学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是以热爱劳动、勇敢、无畏、对我们事业胜利的信心的精神，以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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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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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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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士们是为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们的同胞作战，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因为：假若战士们单单的是为他们自己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满可以“坐在城楼观山景”，他们的胜败生死，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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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读自己的作品。愧悔吗？也许有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心中还有一点什么，一点比愧悔之感要大着许多倍的什么，一点有关于生命的什么，我不愿找出它的名儿来！假若非明白的呼唤出不可呀，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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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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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有个最可喜的历史消息：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要英勇地站起来，争取他们应有的独立与自由。这个消息响亮如雷，奔腾如狂潮巨浪，无可抗拒！近来，我们高兴地听到古巴人民反对独裁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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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我最忙的时候。有十年了吧，我没有歇过夏。平均的算来，过去的十年中，每年写出一本十万字上下的小说，都是在暑假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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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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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悲感交集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想教心中平静，我们也免不了思前想后，感慨系之！抗战六年中的流浪生活，已使我习惯了孤寂与贫困，可是到了新年，我还是没法不以酒浇灭了心中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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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同志去世，是文艺界的一个大损失！我和王春同志相识不很久，可是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后来，来往渐多，我越来越敬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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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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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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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前，我没写过剧本。抗战以后，剧运亨通，我也就见猎心喜，想多学习点手艺。到今天止，我已写过四本半剧了——其中有一本是与宋之的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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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戏曲与曲艺演员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凡是有财有势的都可以欺凌他们。另一方面，加入班社，他们还要受恶霸把头的控制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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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苏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谨致衷心的祝贺！苏联作家一向是中国人民及作家的良师益友，我们都愿乘此机会又一次向师友们致敬致谢！是的，四十多年来，苏联文学始终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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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作家会议即将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已派定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件大事，我们热情地欢送我们的代表团，并预祝这次会议的成功！近几年来，亚非两大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运动，风起云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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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改造历史的文件。论其前因，则只有在斯大林大元帅与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两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新外交，才会缔结这样的新条约；论其后果，则由条约所发生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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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宣布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教育工会、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日报社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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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个好消息：北京市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改建为北京实验京剧团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剧团的演员都是北京市戏曲学校的毕业生，证明了北京市戏曲学校的工作有了很好的成绩，使为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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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谈现代教育，这可不容易办！我这个家伙不会瞪着眼批评。我最喜欢和朋友们瞎扯，用不着“诗云”，也用不着“子曰”；想叫我有头有尾的说一遍，我没那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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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征收局。九位职员，两三位工友。正屋中间，麻雀一桌。旁屋里，木床一张，灯枪俱全，略有薄雾。月收二百元左右，十一二位的薪资、赌金、烟费，都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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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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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听到过我们的一句口号“百花齐放”，意思是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得以充分发展，鼓励首创精神。自从共产党发表这一方针已经一年半了，其积极作用已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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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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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四年春季，我在志愿军某军里住过三个多月。我的确知道志愿军的首长和战士是怎样的最可爱。每逢想到志愿军，我就也必定想到怎样改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