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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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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习惯于集体主义的生活，可是艺术创作又是个人的劳动，这就很难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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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看过些北京工、农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极为高兴。正像咱们干别的事儿那样，说干就干，不开空头支票。说闹文化革命，就闹起来：工人上了台，农民上了台，老太太上了台，小妞儿也上了台；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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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批评者是以“偏见”代替学识。对某事本一无所知，而偏要发表意见，那就只好拿出仅足以使自己快意的偏见，来信口乱说。这，说句老实话，只是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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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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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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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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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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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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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的新年与春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一个月里过两次节，刚道完新禧就又祝贺春节愉快，真是一年开始，双喜临门，好不快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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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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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美国的文艺作品是极讲究形式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有必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出品首先要讲究漂亮悦目，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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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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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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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春节，要贴春联。大红的纸，黑亮的字，分贴门旁，的确增加喜气。写的又都是赞美春天或鼓舞士气的话语，更非全无意义。这个形式为汉语所独有，一个字对一个字，不能此长彼短；两腿一样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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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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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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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盲艺人讲习班今天结业。六十多位盲艺人，在严冬的三个月里，学习了政治思想，并学习了十段左右新曲子。从政府方面来说，在经济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能照顾到向来没人管的“瞎子”们，真是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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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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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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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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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年十月四日，在北碚江苏医院割治盲肠，廿日出院。出院之日，正是家属由宝鸡起身来渝之时。北平在敌人铁蹄下，已成饥饿地狱，她们九月初离平，十月中旬到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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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愿望，办不起人民公社来。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文学作品里，前人曾写过几本乌托邦。可是，那是凭作家个人的愿望写成的，所以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不切实际，也并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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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丁香正盛开。是的，我们是5月16日到那里的。天气正好不冷不热，白的紫的丁香而外，各色的郁金香也都开着小型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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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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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老院长病故，我们失去一位最可敬爱的导师！“我们”包括着戏剧、戏曲、舞蹈、文学创作各方面的工作者。老院长学识渊博，艺术实践经验又极丰富，的确是我们的导师！他的逝世是文艺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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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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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沟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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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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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咱们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来推断，1958年应当是更吉祥的一年。让我们热情地互道新禧，精神百倍地建设咱们的社会主义吧！1957年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