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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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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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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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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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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的新年与春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一个月里过两次节,刚道完新禧就又祝贺春节愉快,真是一年开始,双喜临门,好不快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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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最好是:(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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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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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美国的文艺作品是极讲究形式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有必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出品首先要讲究漂亮悦目,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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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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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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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春节,要贴春联。大红的纸,黑亮的字,分贴门旁,的确增加喜气。写的又都是赞美春天或鼓舞士气的话语,更非全无意义。这个形式为汉语所独有,一个字对一个字,不能此长彼短;两腿一样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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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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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活了短短的五十多年,我可已经见过好几种不同样的国旗了。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那时候的国旗是黄布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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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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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盲艺人讲习班今天结业。六十多位盲艺人,在严冬的三个月里,学习了政治思想,并学习了十段左右新曲子。从政府方面来说,在经济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能照顾到向来没人管的“瞎子”们,真是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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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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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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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运动已渐次普及全国各角落与各阶层,这是件了不得的事。北京的画家们也爱国不甘落后,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义卖所得,全数作慰劳中国志愿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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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由莫斯科回来,感情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和报告文学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忘了。说不定这篇报道(尽管很短)会写的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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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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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年十月四日,在北碚江苏医院割治盲肠,廿日出院。出院之日,正是家属由宝鸡起身来渝之时。北平在敌人铁蹄下,已成饥饿地狱,她们九月初离平,十月中旬到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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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愿望,办不起人民公社来。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文学作品里,前人曾写过几本乌托邦。可是,那是凭作家个人的愿望写成的,所以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不切实际,也并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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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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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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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沟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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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咱们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来推断,1958年应当是更吉祥的一年。让我们热情地互道新禧,精神百倍地建设咱们的社会主义吧!1957年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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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民族间的正常关系应是:强大的帮助弱小的,进步的帮助落后的,如兄如弟地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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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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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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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月没进城了。乍一到城中,就仿佛乡下的狗来到闹市那样,总有点东西碰击着鼻子——重庆到底有多少人啊,怎么任何地方都磕头碰脑的呢?在街上走,我眼晕!洋车又贵多了,动不动就是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