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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原定共出十期，今天这是末一次；有中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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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最好是：（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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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不同于用机器制造物品，很难不出次品和残品。不断的创作即是不断的学习，作家没有毕业证书。建国十年来，我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也扔掉过许多许多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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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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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题材的剧本应当写，应当多写！当然，这并不排斥写历史戏等等。写，和能否写好，乍看是两回事，细看是一回事。老不写，老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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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头已生了锈，因为粉笔老不离手。拿粉笔不是个好营生，自误误人是良心话，而良心扭不过薪水去。钢笔多么有意思：黑黑的管，尖尖的头，既没粉末，又不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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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花。因气候、水土等等关系，在北京养花，颇为不易。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是花比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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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第五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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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汉奸而外，还有半汉奸。此等汉奸虽未公然卖国通敌，可是他们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他们比谁也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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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学术方面，”他说：“先生的治学可以说是广博的，而且是以科学的方法。他不像一般人一样，被埋在书堆里，他是真正能够消化学问，而且能创造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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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活了短短的五十多年，我可已经见过好几种不同样的国旗了。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那时候的国旗是黄布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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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贯》的主角况钟，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明代的一位清官，苏州现在还有况公祠。这个剧的故事，据说，也确有其事。故事是这样的：熊友兰和熊友蕙兄弟是淮安山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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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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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我还纳闷：他们这一群，到底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们的主子究竟是什么人呢？看了《人民日报》揭露的第三批材料，我完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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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人工作的地方，也就有妇女工作着，这是今天我们全国的普遍现象。多么美丽的现象啊！是呀，当我在街上走着，我的头时常点一点，表示我的喜悦与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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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鬼都是鼻眼俱全，带着腿儿，白天在街上蹓跶的。夜间出来活动的鬼，还未曾遇到过；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不敢走黑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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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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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见面的地点是雅斗（X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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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揭露以前，我听到过一些话：有人说：胡风集团不过想在文艺界夺取领导权，他们并不是特务。看了第三批材料，此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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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曾经分组阅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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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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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小文正遇上极热的天气。今天是七月二十三号。好家伙，一清早屋里就像个大烤炉。天这么热，事情又多，可是我还不能不写这篇小文；心里是那么高兴，简直欲罢不能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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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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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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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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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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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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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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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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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稀拉胡涂的又过了一年！年年在元旦都有一些雄心，想至少也要作出一件半件惊心动地的事，可是到除夕一清算，只是欠了一点钱，旁无可述；惨笑一下，听着放爆竹而已！不过，认真的去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