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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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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我写《方珍珠》剧本时，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应否提供意见的问题，我愿在这里再说几句话。先说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假若我自居为老写家，以为我的创作本领十分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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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贪污的事儿，自古有之，何必大惊小怪！呸！这分明是轻视伟大的“三反”运动，以为这运动是多此一举！贪污的事儿的确是自古有之，正因如此，才须在今天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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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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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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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阡同志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将我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在北京和别处上演，都很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上演，都有不少位三轮车工人来看戏，事后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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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我所爱读的月刊之一。每逢接到，我总要晚睡一两点钟，好把它读完；一向是爱早睡的，为心爱的东西也只好破例而不悔。《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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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我特别喜爱图画。我不懂绘画，正如我不懂音乐。可是，假若听完音乐，心中只觉茫然，看罢图画我却觉得心里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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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接到电报：“涤洲病危”。十四起身；到北平，他已过去。接到电报，隔了一天才动身，我希望在这一天再得个消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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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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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人工作的地方，也就有妇女工作着，这是今天我们全国的普遍现象。多么美丽的现象啊！是呀，当我在街上走着，我的头时常点一点，表示我的喜悦与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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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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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开得很好。一来是每个代表都兴高采烈，出席踊跃，发言积极；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头一回开会嘛，谁能不高兴呢！二来是各党派、各民主阶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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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曾经分组阅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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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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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用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说尽自己在建国五年来所经历的，所学习的，所收获的，和所有的一切感想，一定不是容易作到的。让我们像随便谈心那样，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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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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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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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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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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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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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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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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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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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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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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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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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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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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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曲剧团来到首都。几天后，到处都谈论《赶脚》、《风雪配》、《陈三两爬堂》了！是的，郑州曲剧受到首都人民与文艺界的普遍欢迎与称赞！的确值得称赞！首先是音乐与唱腔的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