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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买书。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尘死人；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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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周濂溪作《爱莲说》，对于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给与最高的评价，自是莲花知己。所以后人推定一年十二个月的花神，就推濂溪先生为六月莲花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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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人人爱好的。家有花园的，当然四季都有花看，不论是盆花啊，瓶花啊，可以经常作屋中点缀，案头供养，朝夕相对着，自觉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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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众卉中，最富于清凉味的，要算是芭蕉了。它有芭苴、天苴、甘蕉等几个别名，而以绿天、扇仙为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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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湛然一碧，当得上一个“清”字，可是清而不艳，未免美中不足；清与艳兼而有之的，那要推它同族中的美人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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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家小园东部的百花坡下，入夏忽地生长出好几十株单瓣和复瓣的各色蜀葵花来，高高低低，密密层层，倒像结成了一面大锦屏一样，顿觉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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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十一月，秋高气爽，许多大城市都举行菊花展览会。走进这些展览会，但见纷红骇绿，霞蔚云蒸，一下子总是几百盆几千盆，甚至几万盆，目之所接，无非菊花，真的可说是菊花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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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冬大寒，气温曾降至摄氏零下十度；今年立春后，寒流袭来，又两度下雪，花事因之延迟；不但梅花含蕊未放，连水仙也捱到最近才陆续开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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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昆苏剧团的昆剧《十五贯》，现在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它在百花齐放中，竟变成了一朵大红大紫的牡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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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不知以何因缘，我家的花草树木，居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意，一年四季，来客络绎不绝，识与不识，闻风而来，甚至有十二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也先后光临，真使我既觉得荣幸，也觉得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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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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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杂技艺术团在苏州市演出了十四个节目，真的是丰富多采，美不胜收；我除了欣赏那柔术、椅技等几项外，如何会忘怀那一双两好璧合珠联的走钢丝呢？走钢丝是两个娇小玲珑的妙龄女郎联合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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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芬六出水栀子”，这是宋代陆放翁咏栀子花的诗句，因为栀子六瓣，而又可以养在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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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的园林与我们苏州的园林，似乎宜兄宜弟，有同气连枝之雅；在风格上，在布局上，可说是各擅胜场，各有千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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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他孑身作长途旅行的时候，当幸福和欢乐给他一个巧妙的嘲弄，当年和月压弯了他的脊背，使他不得不躲在被遗忘的角落，度厌倦的朝暮，那时人们会体贴到一个特殊的伴侣——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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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到过世界上自有许多近似真理的矛盾么？譬如说一座宅第的门。门是为了出入而设的，为了“开”的意义而设的，而它，往往是“关”着的时候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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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事完毕了，我和另一个同伴由车站雇了两部洋车，拉到我们一向所景慕的岳阳楼下。然而不巧得很，岳阳楼上恰恰驻了大兵，“游人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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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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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我处处体会到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和关怀。你们单好知道志愿军所有的情形，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抱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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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埃及朋友说，金字塔的夜月，朦朦胧胧的，仿佛是富有幻想的梦境。我去，却不是为的寻梦，倒想亲自多摸摸这个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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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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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晴。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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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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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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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佳节，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敭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复时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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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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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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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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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兄：两日前看见《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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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