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谓《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是我个人有关台湾书写的九○年代三部曲（例如王德威）。

若把这些作品局限聚焦至一定的范围内（如论者所习于援引的后殖民或离散等等），我想，或可做如此描述。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作时期，深深强烈感受和观察到那刚从潘朵拉盒子逸出的认同问题即将，甚至正被政治所染指、抢食，我遂率先（因为同时候绝大部份熟识或不识的人都以为我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尝试为我所洞察到的包括族群在内的诸般神话禁忌除魅解咒，以为那应该多少会为方兴未艾的“认同运动”提供一点比较健康理性的基础。

《古都》成书于首届省市长民选和首次总统直选、台海危机之际，原以为岛国应可因为各种形式的当家作主而有真正的自信，不再继续用减法，而改以加法来对待认同问题并自然生成主体意识；我以为我们应该可以忍耐容让各式表达认同的语言，而非政治正确、掌权者所钦定的语言，我天真地妄想在岛国一片高唱入云的认同声中，挣出一些些不认同的自由（或各自表述）的空间。

《漫游者》时期，承认自己是不被师长、主流价值和社会所愿意了解见容的后段班学生，遂自我放逐（弃？）而去。

何以至此？

我必须清楚（并注定失之简单）地说，三部曲写作的十年来，属于我个人的最大“失落”是──这“失落”在在被猜测质疑甚或率尔论定──，我们一代之人接受洗礼并引以为傲的好一场“民主化”、“本土化”是如此的虚妄，那些年间我曾衷心敬重、甚至之于我有二次启蒙意义的前辈们，原来绝大多数在意的并非拜神行为的不对，而是庙里的神主不对，所以，一旦神主换得中意了，拜神，当然是必要，而且得更专一虔诚的。

这漫长的过程，对我而言，近乎一场凌迟。

我希望这是我对类此话题的最后一次发言，十年来，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太多太大声了，以致令人（我）起疑，作为不过十来个中、短篇小说，它们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竟是否不具足？

便交给时间吧。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和《古都》交给印刻重新出版，并非因为总编辑初安民是我近年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更珍重安民是我多年以来知晓或来往过的出版人中，对文学、文学出版最尊重、理解、认知准确和最重要的──能当下实践的，自然，我十分乐意与他继续合作。

同时我也要感谢大春、锦树、德威、以军、和唐小兵愿意或继续把评论文字收录在此二书中。我清楚记得，在某些个特定的时空里，它们之于我曾是如何的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