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托弗·特阿陀尔·戈特里布·伦蒙，于一七八六年生于萨克逊王国善尼兹市上贫苦乐人的家庭里。父亲吹法国喇叭，母亲弹竖琴；他自己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练习着三种不同的乐器。在八岁上他成了孤儿，到十岁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艺术来换取面包了。在很长的时期里，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在各种地方演奏——在酒店里，在市场里，在农民的婚宴席上，或在跳舞会里；终于，他总算参加了一个管弦乐队，慢慢往上升，最后成了乐队指挥。在演奏上他并没有什么大的禀赋；但是，对音乐他却有深邃的理解。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侨居到俄国来了，是一位大地主把他请来的，这位贵人对音乐虽然本无好感，可是，因为爱好排场，也养了一个乐队。伦蒙在这家里待过七年，作着乐队指挥，临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那位地主既把家财完全荡尽，起先还答应过给他一张期票，可是后来连这也不肯给了——总之，是一个大钱也没有给他。别人劝他不如离开这个国家；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就从俄国，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黄金国的俄国，花子似的跑回家去；他决意留下来，试试他的运气。二十年来，这可怜的德国人就这么继续探试着自己的幸运：他找过各种贵族主顾，待过莫斯科，也待过许多外省城市，他耐心地忍受着艰难，备尝着困苦，冰上的鱼似的苦苦挣扎；可是，无论经受着怎样的贫苦，荣归故国的念头也从来不曾离弃过他，这种念头正是他唯一的支柱。然而，命运却连这最后而又最初的祝福也像不想赐给他了：在五十岁的年纪，贫、病、早衰，他浪游到O市来，并且只有终老在这里了，以教课来维持可怜的生活——脱离他所诅咒的俄罗斯苦海的一切希望，到这时候就不得不完完全全地化为泡影了。伦蒙的仪表确是于他不利的。他身材矮小，背部伛偻，肩头高耸，胸脯低凹，脚板又大又扁，通红的手上凸着青筋，僵直多骨的手指尖上嵌着暗蓝色的指甲；他满脸皱纹，面颊陷落，紧闭的嘴唇老在牵动，好像常在咀嚼什么，这一切和他的惯常的沉默结合起来，就使他产生出来一种近于凶恶的印象；他的灰白的头发一束一束地挂在低促的额上，小而凝注的眼睛发着幽光，像是刚被湮灭的黑炭；他的行动缓滞，每一起步总使笨拙不灵的身体左右摇晃。他的有些动作使人想起笼里的猫头鹰，当感到有人在看它的时候，它会做出笨拙的抗御来，然而它也只能胆怯地眨眨它那昏沉的大黄眼睛，实际上仍然毫无别的办法的。恒久的、无情的苦难已经在这可怜的音乐家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那本来得天不厚的身材上面又加上了歪曲和摧残；可是，不管这一切，无论谁，如果能够不抱第一印象的成见，那么，在这半毁的灵魂里，是一定能够发现出善良、诚实、和非凡的品质来的。巴赫和韩德尔的热烈崇拜者，艺能精湛，秉有活泼的想象和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巨大的魄力，这位伦蒙，如果命运给他安排的是另外的一种境遇，那么，也许有一天——谁能说定呢？——他竟能列入他本国的伟大作曲家之林的吧？但是，他可不是生在福星之下的！在年轻的时候，他作过不少的乐曲，但从来不曾有幸看见他的任何乐曲发表出来：他不会处理事务，更不会谄媚逢迎，周旋应付。有一次，那是许久许久以前，他的一个朋友，同时是他的赞美者，也是一个德国人，也是一个穷汉，确曾自费给他印行过他的两部奏鸣曲，可是它们却全部堆在音乐书店的架子上，一直没有人动过；无声无息地，它们消灭了，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就像有什么人在黑夜之间把它们扔到河里去了一样。终于，伦蒙对于一切都告决绝了；暮年压倒了他；他的心正和他的指头一样也变僵了，硬了。在这О市，他孤孤单单地住在离开卡里金家不远的一间小屋里，除了他从孤老院里领出来的一个老年厨娘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他每天走许多路，念《圣经》《新教圣歌集》，或者释勒格耳所译的莎士比亚。许久以来，他什么也不曾创作过；可是，显然是丽莎，他的最得意的学生，使他振作了起来；就是为她，他作了潘辛所提起的那首呈献曲。歌词大都是从《圣歌》里面选辑的；有几节却也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乐曲分作两个合唱，一个快乐，一个哀愁；结尾则合而为一，一同唱道：“仁慈主上帝，怜悯吾罪人，俾吾等摒除邪思俗虑。”——首页上工工整整地、甚至是艺术地写着的是：“惟义人为善。圣歌。献给吾亲爱的弟子叶丽莎维达·卡里金娜小姐。师克·特·戈·伦蒙作。”在“惟义人为善”和“叶丽莎维达·卡里金娜”周围，还加上了一道光圈。下面附注的是：为您一人——就是因为这，伦蒙才涨红了脸面，并且谴责地斜睨了丽莎一眼；当潘辛在他面前提到他的呈献曲时，他是感到深深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