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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由福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时父亲还健在着，母亲正患着病。他们的年纪都早已超过了六十，所谓风烛之年，无时不在战栗着暴风雨的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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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回忆起往日，就怀念到寂寞，起了怅惘之感。在那矗立的松树下，松软的黄土上，她常常陪着我坐着，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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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铎来信要我在《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现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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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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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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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兄：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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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孔伯尼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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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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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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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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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艮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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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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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B：因为A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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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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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幕话剧）时间一九五一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星期日上午。地点北京某胡同，王立言家里。人物王立言——男，五十多岁。以前作过机关里的小职员，现在是街代表，知道些新社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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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类的明天。成人面前，不远儿就是坟墓；儿童的头上才有阳光。但是儿童不会自己长大，如一棵花草那样。所以，今天我们所给予儿童的只许好，不许坏；一坏便是民族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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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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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汉奸而外，还有半汉奸。此等汉奸虽未公然卖国通敌，可是他们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他们比谁也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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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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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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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有许多人虽然活着，却是已死；有许多人虽然已死，却是活着。活着的汉奸们，甘为傀儡，傀儡是死东西。死去多少英勇将士，把不屈服的精神交与全民族，他们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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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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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大致是重文轻武的，因此，“文弱”便有了赞美的意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中了状元，是最理想的人物与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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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一）解放与自由等名词是用血铸成的；（二）中华民族是明礼知耻的民族，人民肯用血去争取解放与自由。抗战已近二载，不但正规军越打越多越强，而且随时随地滋长出新的民军；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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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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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十七，我随北路慰问团到达洛阳，刚下了旅舍，便接到之的兄的电话，约到他们那里去吃午饭。他们——作家战地访问团全体——都住在西车站的一所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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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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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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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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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写了不少的东西。写的好与不好是另一问题，不在话下。为什么我能写出不少东西来，是这里所要谈的。这须要与解放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在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候，我不能自由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