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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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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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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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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坚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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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理斯在《道德之艺术》这一篇文章里说，“虽然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地的道德，与别个社会——以至同社会在异时异地的道德决不相同，但是其间有错综的条件，使它发生差异，想故意的做成它显然是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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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舞会结束以后，忙坏年轻的琴师和鼓手，他们伴送吐尔地汗回家，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我这颗忠诚的心呵，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鼓手碰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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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几场秋雨驱散了盛夏酷暑湿热，子夜时分，徐徐秋风送来阵阵清凉，经夏夜暑气熏蒸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可是，李老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仿佛秋凉并没有降下她的心火，烦燥不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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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略谈中国的俳文，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为古人对于俳谐这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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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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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委水利部的材料里摘出来的一段纪事注意！向前看，那个硬着迁出小干坝子的老牛筋，又从山腰上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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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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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生日又称花朝，日期倒有三个：宋时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曰为花朝节，又为挑菜节；东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作扑蝶会；成都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也有扑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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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收拾旧书，发现了前几年为某半月刊上所作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青纱帐》。文中说到已死去十多年的我的一个族人曾为高粱作过一首诗，诗是：高粱高似竹，遍野参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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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想起一句古话来了，叫做“积少成多”。看官，你不要看轻了这四个字，要晓得这四个字里，包含了许多意思，许多精妙的意思，而且有极大的用处，列位且听我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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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日到7月7日，我们几个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儿子建午，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儿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绥铁路的全线，来回共计一千六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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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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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王，和老邱，凑了点钱，开了个小医院。老王的夫人作护士主任，她本是由看护而高升为医生太太的。老邱的岳父是庶务兼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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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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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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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在我们的洄游途中会遇上一道水坝。从入海口溯流而上，历经千难万险，现在，终于来到了它的面前。拥挤在水坝下的湍急水流里，向上看去，宽阔高大的瀑布垂直而下，如同一面光滑的镜子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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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文化部将从前所禁止的戏剧二十几种开禁，其中有《大劈棺》，《活捉王魁》等，还有全部钟馗，以及川剧《钟馗送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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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地球中央！右手抚抱喜马拉雅，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的血脉环绕我全身。无尽的，汪洋的生命，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我站在地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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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把我国的阴历叫作农历，其实如果真有农民所专用的那么一种历本的话，倒完全应该是现在所通行的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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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观察事物，常有粗枝大叶的地方，往往留下错误，这样地方后人当纠察补正，不宜随和敷衍，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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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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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冬至以后，皆有“九九”之说，计算寒暑的变化。不过夏天人家不大注意，让它一天天的过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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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西的《农业管窥》里有一节话，说农谚与气象和社会有关系的，觉得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如广西的谚语，一日东风三日雨，三日东风无米煮，和有些地方的，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雨沥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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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底黄昏。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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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的呼啸声被迅速压扁成一条线，直压向两侧的耳膜，窗外再次没入洞洞的黑暗。穿过这最后一段隧道后，耳聪目明，巴中站到了。下车后，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在密不透风的人墙中艰难地蠕动，许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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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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