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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延迟了一个月，终于在农历二月下旬，烂烂漫漫地开起来，可是已使人等得有些儿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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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的文章，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还有一篇小说《鸭的喜剧》是说他的事的，所以来说明几句，或者是有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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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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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当做教本用的文学概论批评原理这类书里，开章明义常说文学是一面反映人生最好的镜子，由文学我们可以更明白地认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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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弟弟裤破，没布补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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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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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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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王，和老邱，凑了点钱，开了个小医院。老王的夫人作护士主任，她本是由看护而高升为医生太太的。老邱的岳父是庶务兼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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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林著《念堂诗话》卷二中有一则云：“《日知录》谓古卖糖者吹箫，今鸣金。予考徐青长诗，敲锣卖夜糖，是明时卖饧鸣金之明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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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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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欧洲的吃喝，谁总会想到巴黎，伦敦是算不上的。不用说别的，就说煎山药蛋吧。法国的切成小骨牌块儿，黄争争的，油汪汪的，香喷喷的；英国的“条儿”（chips）却半黄半黑，不冷不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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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幕式结构·电梯游说三句话组成一次电梯游说。第一句描述故事中的人物、他的职业和最初的环境。第二句是不归之门。第三句是死亡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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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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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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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书词）在下编这小唱本，虽然文字俗俚，却句句都是真情实话。希望读者诸公能细念一番，能知道一些这次中日战争是怎一回事，和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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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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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舞会结束以后，忙坏年轻的琴师和鼓手，他们伴送吐尔地汗回家，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我这颗忠诚的心呵，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鼓手碰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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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兵败麦城，虽然首级给人拿去招安，可是英灵不散，吾舌尚存，还到玉泉山，向和尚诉冤，大喊什么“还我头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万想不到我现在也来发出同样阴惨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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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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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三，夏天的日头还没走，秋天的风就杀来了。又冷又热。中午还酷热难当，午后就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当然了，这天发生的事，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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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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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略谈中国的俳文，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为古人对于俳谐这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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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艺人弹起他的三弦琴，唱出了一支悲凉的歌；人们问：你唱的是什么？他说：一支古老的歌！那时候阴云封锁着天空，风沙漫天遮蔽了太阳和星星，世代居住在草原上的牧人啊！失去了帐篷、羊群和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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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茅盾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约稿，嘱写大鼓书词，以求通俗，增高民众抗战情绪。我已写过好几段大鼓书，交各刊物发表；不想抱定一样死啃，所以答应下给他一篇旧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观”式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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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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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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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只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我知道这信唇里面，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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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即使没别的好处，胆量总比女人大一些。”天一对爱人说，因为她把男人看得不值半个小钱。“哼！”她的鼻子里响了声，天一的话只值得用鼻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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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日到7月7日，我们几个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儿子建午，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儿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绥铁路的全线，来回共计一千六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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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