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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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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开得很好。一来是每个代表都兴高采烈，出席踊跃，发言积极；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头一回开会嘛，谁能不高兴呢！二来是各党派、各民主阶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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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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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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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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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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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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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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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伟大标志还在。布局的协调雄伟、城墙、海子、皇宫和寺庙的建筑奇迹仍然保存着。远离喧嚣的大街的谧静也还没变，这正是这座城市巨大的魅力所在，这种谧静只是被鸟鸣、童音和树叶的簌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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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有许多人虽然活着，却是已死；有许多人虽然已死，却是活着。活着的汉奸们，甘为傀儡，傀儡是死东西。死去多少英勇将士，把不屈服的精神交与全民族，他们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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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苏联著名艺术家们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表演，我感到最大的兴奋和愉快；我没法子形容出我的心情，我只能老实地说，那些表演使我感动的落泪，喜欢极了的泪，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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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华北运动会”是在济南举行的。开会之前忙坏了石匠瓦匠们。至少也花了十万圆吧，在南围墙子外建了一座运动场。场子的本身算不上美观，可是地势却取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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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等处，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为最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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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刻一块图章，上边用这么四个字——“文艺学徒”。为什么呢？您看，每逢我写履历的时候，在职业栏中我只能填上“作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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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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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老见异书犹眼明”的快活，据我看，远不如中年遇到新的朋友。书是死的，你对它恭敬，他未必就教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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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美丽的。我知道，因为我不单是北京人，而且到过欧美，看见过许多西方的名城。假若我只用北京人的资格去赞美北京，那也许就是成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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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布拉格去已非一日了。从画片上和书史上，我久已知道布拉格是个有高度文化，古远的历史，和美丽的风景与建筑的名城。今年，我得到了如愿以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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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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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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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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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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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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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第五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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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时间一九六〇年秋。地点太原。人物周雨香——女，20岁，继春之妻。继春——男，25岁，孙玉莲之子，雨香之夫。孙玉莲——女，41岁，继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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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汉奸而外，还有半汉奸。此等汉奸虽未公然卖国通敌，可是他们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他们比谁也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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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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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阡同志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将我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在北京和别处上演，都很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上演，都有不少位三轮车工人来看戏，事后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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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我所爱读的月刊之一。每逢接到，我总要晚睡一两点钟，好把它读完；一向是爱早睡的，为心爱的东西也只好破例而不悔。《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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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