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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终朝在风尘中奔波倦了的人，居然能得到与名山为伍、清波作伴的机会，难道说不是获天之福吗？不错，我是该满意了！——回想起从前在北平充一个小教员，每天起早困晚，吃白粉条害咳嗽还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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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妇女的生活为什么要改善呢？因为现在的一般乡村妇女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一辈子除了操劳作苦以外没有别的事，她们简直没有得到人类应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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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道：“劳力者役于人，劳心者役人”，这话很可以代表数千年来，劳力者和劳心者的阶级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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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晖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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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才踏上了中年的边沿，也深深地感觉到旧日的相识者成为古人了已经是过多。在这个岁月中想活下去自然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像我这样只有窄小的友群的人在两三个月中便以警惕来听受三四个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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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诫着，说那是最无情的之一呵，会把什么都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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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这个跳动的菜油灯芯已经呆住了许久，我想对于我曾经先后住过八年的上海引起一些具体的思念和忆恋来；可是我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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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刘半农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但到了国难临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心火在内中燃燎着，要叫我不说话自己抑厄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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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了吧，我回国一年半以来，看来看去，真有许多事看不入眼。当然，有许多事是我在外国时早就料到的，例如康有为要复辟，他当然一辈子还在闹复辟；隔壁王老五要随地唾痰，他当然一辈子还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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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大概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体物浏亮，一种是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墨；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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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底骆驼号叫着，你怀着热情奔来就我，啊，你还记得么？我从我父亲底匣子里偷出了香料和珍珠，曾以之持赠你呀！你那时是表现了娇羞与惊异，从你底脸上浮起了如婴儿般的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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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深夜到来，我往往沦入沉思。当炉火奄息，夜寒加重的时候，我往往蜷缩着我自己在我底斗室之中默察着每一个细微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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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惨黄的灯光，看着一根根发颤的丝，听得街头渐渐变为沉寂，几乎连一叶落地的声音也竟能听出—于是，我知道夜晚已深，一天，将要过去到远远的望不见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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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个奇怪的病人来到我这里。他还很年轻，应当不会超过三十岁的年龄。他有着证明着优良教养的举止，他底眼睛里发着光彩，说出在他那眼光所寄藏的地方他蕴蓄了如何丰富的知识—不仅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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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光么？”“不，没有光；那是闪电。”“不，我相信，有了闪电，就会有光的。”房间阴湿而且黑暗，发出一阵霉烂的气息，好像这不是会有人住的地方，这是一座坟，它将人压着，埋着，使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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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起来，陈大爷原来应该叫做“乌龟”，不是吗？那时我是替油榨房放牛，牵牛到陈大爷的门口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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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时，我在《川报》当编辑。这报，是民国七年由被查封的《群报》改组，在民国十三年十一月被杨森无理封闭后，便死硬了！从《群报》时代起，一直到“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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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谓武力民众化杨森先生别无它长，就是喜欢闹点矛盾笑话，一发言，一动作，无一不是新新《笑林广记》上的资料，比如去年乘机溜到宜昌去时，同一天竟会发出两封电报，向武昌说是“恭就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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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壬寅春节是我国在连续三年大灾害之后，决可转入一个上好年景的年头。为了表达我至诚祝愿，因拟一副春联，安排过春节时，贴在我菱窠的木板门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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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三月还有陈雪积在门前的一夜，无量君的家里有在理科大学比他高级的A来访他。原来他们是理科大学，只有三个中国留学生中的两个人，A初进三年级后就因他的夫人的病而回到家里去，到了翌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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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晨七时，听见起床钟，在床中转动一下，跳起，穿衣服。这种宿舍没有洗面间，取出一小管的用剩牙膏，用剪刀剪开，把内容拆出，今天用光后，再没有牙膏用了，坐下来写一封信给广州罗宗洛，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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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山书店老板交给我一本《浙江文化研究》，叫我要写一段东西，开出来一看，曼殊殁后已经二十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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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院子里的一棵小菊花总算开了几朵小花，读陈长衡的走投无路的人口论，叹了一口气，到了薄暮，坐公共汽车，看见有一个青年上来，开着一本新出版的《文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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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八月六日）下午两点钟，佛尔第号可到意大利的布林的西（Brindisi），算是到了意大利的第一商埠，明天中午可到该国名城威尼斯（Venice），那时记者离船上岸，此次近三万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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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不能不算是世界上一个大规模的城市，面积近七百方里之广，人口在七百五十万人左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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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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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的两位教师。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许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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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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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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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5年7月23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诗之岛”峇厘，在那里住了八天，欣赏了不少峇厘岛上的艺术，从绘画、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较多，南派的、北派的、宫廷的、民间的、古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