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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岛游记》。它介绍了海南岛的风光，其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海滨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天涯”两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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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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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烟……双鹤……大号……粉刀烟……”“粉刀……双鹤……耕种烟……”小孩子的声音脆得和玻璃似的，凉水似的浸透着睡在街头上的人们，在清晨活着的马路，就像已死去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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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某一个大都市归来。那一个大都市，说得漂亮些，是乡村的气息较多于城市的。它比城市多了些乡野的荒凉况味，比乡村却又少了些质朴自然的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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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弄人，一病三月，始则发烧，终乃流血。医生说，“出汗是要紧的，否则，流血是免不了的！”是的，我的确太怯弱了，出汗是害怕的，终且免不了要流血，——本来是想免了暂时出汗之苦，终且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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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审判案件的官员叫做“推事”，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审判员。我们人民的法院现在已经没有“推事”了。这是正确的。因为顾名思义，推事当然不如不推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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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读了苏东坡这两句诗，不禁神往于三万六千顷太湖上的洞庭山，又不禁神往于洞庭山的名橘洞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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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大师余杭章太炎先生的灵柩，已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从苏州的墓地上起出来，运到杭城，安葬在西湖上了；从此黄土一抔，与西邻的张苍水墓同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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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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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20元票子，使他作了家庭教师。这是第一天，他起得很早，并且脸上也象愉悦了些。我欢喜地跑到过道去倒脸水。心中埋藏不住这些愉快，使我一面折着被子，一面嘴里任意唱着什么歌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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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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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我走到这辽远的地方来了；常是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伴侣。我虚度了青青的一段岁月，如今正是蹒跚在中年的旅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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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下山了，又是一日之程，步行人，也觉得有点疲劳了。你走进一个荒僻的小村落——这村落对你很生疏。然而又好像熟悉，因为你走过许多这样的小村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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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养猫啊狗啊的兴致，只是我的姊姊有的，用好话从亲友那里讨了来是她，关心饮食沐浴的是她，为着这些小动物流泪的也是她；自从被遣嫁了，她所豢养的猫狗，就死的死了，逃的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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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已残，寒雨连朝，正在寂寞无聊时，忽得包天笑前辈香岛来翰，琐琐屑屑地叙述他的身边琐事，恍如晤言一室，瞧见他那种老子婆娑兴复不浅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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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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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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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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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嗜好文学的，也曾多时努力于文学的创作；然而我却不是文学研究家，对于文学，我没有深湛的理论，关于别人的深湛的文学理论，我所涉猎的也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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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着一个善于扮演猴戏的伶人为了逼真起见，自己就蓄养一头马猴，闲来揣摩它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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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谓武力民众化杨森先生别无它长，就是喜欢闹点矛盾笑话，一发言，一动作，无一不是新新《笑林广记》上的资料，比如去年乘机溜到宜昌去时，同一天竟会发出两封电报，向武昌说是“恭就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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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那部书似乎专谈书画，我却不能有那么雅，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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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辑这小刊物，是专给初中学生和同等程度的读者看的。高中学生和同等程度的也可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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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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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是精修的音乐师（Virtuoso），而是绘画的素手（Amaieur），一天我作了这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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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读到李白的长干行中那句“郎骑白马来，绕床弄青梅，”就会想到七子。七子是个男孩，小小的眼睛，一笑便眯成一条缝。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七，所以叫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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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任何的地方，即使是古老的城外，一个轮船码头的上面。等船，在划子上，在暮秋夜里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点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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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开始他的文学业绩的时候，就标举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这二十五年来，文坛上经过多少变化、多少花样，但茅盾先生始终不移的坚持他的主张，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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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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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永不飘散的记忆》，记录了从1965年我初中毕业后，于1966年进入一家化肥厂工作，直到1989年离开，其间的大致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