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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津以后得见知堂老人所作《鲁迅的故家》一书，署名周遐寿，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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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二月之最后一夜，名为大除夕，除，犹尽也，故又称大尽；前一夜为小除夕，又称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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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为一种群众性的活动，无论是属于文学的，艺术的，历史文物的，科学技术的，都足以供欣赏而资观摩，达到见多识广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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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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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好大的量，我可是喜欢喝两杯儿。因吃酒，我交下许多朋友——这是酒的最可爱处。大概在有些酒意之际，说话作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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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定居在米镇，那是南方一座安静的小镇，小镇像是一座山。山体交错，河道弯曲，蛇一样的流水从西北至东南穿行而过，昼夜更替，四季迭代，不改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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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今天犹然存在于人们口中和地图上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乃至唤作新西门的通惠门，唤作新东门的武成门，唤作新南门的复兴门，只是“实”已亡了，而这些“名”，说不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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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无历日。”这是一句古话，然而我在山中却把历日记得很清楚。我向来不记日记，但在山上却有一本日记，每日都有二三行的东西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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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愿望，办不起人民公社来。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文学作品里，前人曾写过几本乌托邦。可是，那是凭作家个人的愿望写成的，所以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不切实际，也并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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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终于出现了。李昊站在高地上，望着日渐逼近的蛮族先锋队。敌人的人数虽然不算庞大，但却异常精锐，战斗力强大。根据侦察兵的报告，这支蛮族先锋队有三十人之多，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近战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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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14日发重庆——上海)X先生：还是在十二月里，我听说霞飞坊着火，而被烧的是先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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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好像是很合于真理的，尤其是因为很耳熟的一句成语，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认为确切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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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都承认“书画同源”之说。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有人说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证据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赵孟的一幅画卷，上面有他本人的题跋，其中有这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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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闲话扬州》，比那本出名的书有味多了。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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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他们的对房门便住着一位颇有名望的将军——我自己这样称呼他；其实他的履历还有堂皇显赫的一大串，如前清时代的都督，改元以后的总参谋长，代主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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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我成了一个乞丐。我站在市街阴暗的角落，向过往的人们伸手。我用柔和的声音，温婉的眼光，谦恭的态度，向每一个人要求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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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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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民族间的正常关系应是：强大的帮助弱小的，进步的帮助落后的，如兄如弟地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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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什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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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和墨水瓶，看来比雪花膏和花露水，是要重要些；因为前两样是学用品，后两样却是装饰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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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吹过寂寞的春野。是余寒未消的孟春之月。本来，我们不是牵上双手么？沿着没有路径的江边走去，目送着足畔的浪花，小蟹从石缝中出来，见人复迅速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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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遍地都是温泉，山水又秀气，不去洗一回温泉，是不能算是到了日本的。春三月，我偷闲去玩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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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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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的战事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界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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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中学周会的讲演稿）承贵校姜先生约庐隐到贵校讲演，因得与诸同学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之至！唯庐隐事忙，不克有充分之搜罗，谨就平日管窥之见，为诸同学略述一二，不周不备，实所不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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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地旧俗，对于厨房里的所谓“灶神”，很为尊重，总要在灶头上砌一个长方形的小小神龛，将一尊用红纸描金画出来的“灶神”供奉在内，上加横额，写就“东厨司命”四字，这仪式定在大除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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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重重的国难家难，心如槁木，百念灰冷，既勘破了名利关头，也勘破了生死关头；我本来是幻想着一个真善真美的世界的，而现在这世界偏偏如此丑恶，那么活着既无足恋，死了又何足悲？当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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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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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晚钟》在西洋名画中是我所最爱好的一幅，十余年来常把它悬在座右，独坐时偶一举目，辄为神往，虽然所悬的只是复制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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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么是创作？人云亦云的街谈巷议，过去的历史记述，摹仿昔人的陈套，抄袭名著的杂凑，而名之曰“创作”，这固是今日——过渡时代欺人的创作，在中国乃多如“恒河沙数”，不过稍具文学知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