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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回南方去，曾在“天津丸”中写了一篇通信，登在本《草》上。后来北归时，又在“天津丸”上写了一篇，在天津东站亲手投入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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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我们民族莫大的耻辱，也是我们民族空前的觉醒。有了这觉悟，所以去岁“七七”没有成为第二个“九一八”。打下去，同胞们！有血而不肯流，等于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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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是戏剧的母亲，没有写好了的剧本，就没有舞台上的戏剧。昔日老伶工私藏的“本子”是绝对不肯轻易给别人看的。在西洋，一出戏出演的第一日，观众们是要在末一幕闭幕时请出剧作者，给他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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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看过些北京工、农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极为高兴。正像咱们干别的事儿那样，说干就干，不开空头支票。说闹文化革命，就闹起来：工人上了台，农民上了台，老太太上了台，小妞儿也上了台；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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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被日寇屠杀的战士们青蛙嗷嗷苦唤着天明，照路，只有满山的流萤，个个坟头坐着那些悠久的黑色影子，因为他们不忍眼看鲜血流在黑夜，装着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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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有一座钢铁的假山，得之不费一钱，可是在我室内的器物里面，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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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出家后对我督教期望尤殷，屡次来信都劝我勿自放逸，归心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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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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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地球上（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还不知道）的动物而言，人类的历史实在是光华灿烂，压倒一切的。人类的进化比狗马都快得多，而且一旦变成人形就马上开始控制和利用他四周的一切；于是这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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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在大城市里，这句话就不容易体验。就拿北京来说吧，同一条胡同的人家，你忙你的，我干我的，今天张家搬走，明天李家搬来，谁也不容易认识谁，更不用说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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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改革！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极难掌握，这大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与人民文化的提高，也就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改革汉字不是取消汉字，用不着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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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最好是不写文章；写了反倒会惹出是非——“祸由口出”！我看，这种想法不对！略加分析，我们就看出来：这是怕受批评，不肯接受批评——批评就是“祸”！事实上呢，谁也免不了说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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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辞旧岁，举酒贺新年。”本来要写一首贺新年的五言诗，已得并不怎么高明的一联如上。用诗歌辞旧岁、迎新年，由来久矣。可是，越想事儿越多，一年来的工作、生活，感想等等一齐涌上心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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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四年来，剧本倒写了几个，不是长于写剧，只是抽一点工夫，对付着能成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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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赶到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走出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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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间谈话，近来最多谈及的是关于身体的事。不管是三十岁的朋友，四十岁的朋友，都说身体应付不过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镜子来，看到年龄以上的老态，彼此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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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咖啡店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炎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住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茧，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太阳，只要太阳来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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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惨黄的灯光，看着一根根发颤的丝，听得街头渐渐变为沉寂，几乎连一叶落地的声音也竟能听出—于是，我知道夜晚已深，一天，将要过去到远远的望不见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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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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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在我们江苏人说来，是南京的代名词，而我却把它用作一九五六年八月“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简称；所谓“侧记”者，是一种侧面的琐碎杂记，蒜皮鸡毛，无关宏旨，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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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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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不属于任何党和派，我没有当汉奸，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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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参加了几次中国作家协会讨论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的党组扩大会议。这使我认识了丁玲是何等样人。她抱着“朕即文坛”的野心，寝食不忘龙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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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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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汉站在他屋前的打麦场上张望，仿佛望见远处哑豁口的路上有车辆正在驶来。他看不到车的样子，但熟悉这辆车发动机的声音。刘老汉双眼近乎失明，万物在他眼里不过是不同颜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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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从怀胎到生孩子，中间尽有的是哼唧、叹气、眼泪，甚至于号叫。有些喜欢诛心的人们不爱相信这些是女人的痛苦，偏要说她们的动力都是出之于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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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记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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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时，我在《川报》当编辑。这报，是民国七年由被查封的《群报》改组，在民国十三年十一月被杨森无理封闭后，便死硬了！从《群报》时代起，一直到“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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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在的文坛正是一个空白时代，那或许也对，因为目下杂志上作品虽多，指导的艺术作品却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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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