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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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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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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它团结了相声艺人,使大家明白怎样在思想上业务上共同的改进。“共同的”就不是只谋个人的利益,自私自利,而是靠大家的力量不分彼此的,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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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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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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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读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真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公报与决议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事都值得我们细细地想,好好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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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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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酣睡于芬芳的花心,周围环绕着旖旎的花魂,和美丽的梦影,我曾翱翔于星月之宫,我歌唱生命的神秘,那时候正是芳草如茵,人醉青!不知几何年月,我为游戏来到人间,我想在这里创造更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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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时翻个身,也成为痛苦的事体了,平常能够在这小公寓温暖空气之中,模糊地高兴地起来,可是现在就成为一个过分懒惰的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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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一)解放与自由等名词是用血铸成的;(二)中华民族是明礼知耻的民族,人民肯用血去争取解放与自由。抗战已近二载,不但正规军越打越多越强,而且随时随地滋长出新的民军;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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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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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有新旧二城。新城是满城,至今还住着不少满族人民。我到新城访问了两家满族朋友。第一家姓关。主人快六十岁了,还很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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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是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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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死了。”“是的,我的朋友死了。”我安静地说。一点也没有感动的样子。“你将怎样去祭悼你的朋友呢?”“是的,我将怎样去祭悼我的朋友呢?”我又安静地这样反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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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有一座钢铁的假山,得之不费一钱,可是在我室内的器物里面,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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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顾荫亭先生新自欧洲考察教育回国,足迹遍历十数国,经时四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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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想着,也许这是——一本好书,诚心诚意地写了的,不少人读着它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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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夏患背痛,动转甚艰。勤于为文,竟日伏案是为病根。十年前曾习太极与剑术,以就食四方,遂复弃忘。及病发,谋之至友陶君子谦,谓:“健身之术莫若勤于运动,而个人运动莫善于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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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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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批评者是以“偏见”代替学识。对某事本一无所知,而偏要发表意见,那就只好拿出仅足以使自己快意的偏见,来信口乱说。这,说句老实话,只是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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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地球上(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还不知道)的动物而言,人类的历史实在是光华灿烂,压倒一切的。人类的进化比狗马都快得多,而且一旦变成人形就马上开始控制和利用他四周的一切;于是这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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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北京文艺界的思想学习。虽然学习还正在进行,没到作总结的时候,可是我已经得到不少好处。现在,我只说一样事吧:我们提倡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这种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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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在大城市里,这句话就不容易体验。就拿北京来说吧,同一条胡同的人家,你忙你的,我干我的,今天张家搬走,明天李家搬来,谁也不容易认识谁,更不用说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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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愔脸上又浮现出暖融融的笑意。“等着除掉常山王,把娄太后熬死,就安排这个家伙退位,让太子继位,这样高家的天下还是高家的,太祖献武帝应该不会怪罪我吧……”正想着,他看了一眼高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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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把我们庄严的斗争视为舞台上一番演奏,果然那样,未免就太以客人自居,以为我们的责任只在于举起一架望远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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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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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物,有各种多样,但都可以用文字来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文化可使用文字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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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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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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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