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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写了好几个剧本，有话剧，也有说唱形式的小曲剧。我的劳动纪律很强，不管行政上的事务和社会活动有多少，我总设法天天写一点，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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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开始他的文学业绩的时候，就标举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这二十五年来，文坛上经过多少变化、多少花样，但茅盾先生始终不移的坚持他的主张，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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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连日阴沉下去，一点光也没有，完全灰色，灰得怎样程度呢？那和墨汁混到水盆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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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是半殖民地的时候，在洋老爷与二洋鬼子之间广泛地传播着下述的笑话：两个洋老爷打网球，一个头戴红结瓜皮小帽的中国绅士在一旁袖手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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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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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鲁夫译注）近代的思想常常在古人的遗书陈言里听到了同情的声音，有些人就赶紧将那旧书由书架上取下，拂去了多年的灰尘送到印刷局去，刊行种廉价的版本，十七世纪的斯宾罗沙就是近代人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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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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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数天了，妻已不再作无谓的腼腆。在豆似的灯光下，我们是相熟了。金漆的床前垂着褪黄的绸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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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些朋友，十分关切地向我探问：《燕山夜话》的写作计划如何？个人的时间如何支配？这使我感到很惭愧，怎么回答这样热情的询问呢？说老实话，我平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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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除夕合家用火盆烧兽炭，老幼团团坐着闲谈，小儿女在旁嬉戏歌唱，通宵不睡，直到天明，旧俗称为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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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四日，曾在上海一张报上看到苏联一位退休老人艾依斯蒙特同志的来信，希望得到一些中国花籽，使他的窗前开放出远道而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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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灵魂的时候，在地狱伸冤。阎罗王爷问，“你说自己没做过坏事，怎么证明？”灵魂说，“我做过很多善事。”阎罗王爷说，“那你怎么会来这里？”灵魂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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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如同游丝和网膜，我们的心是给牵挂住了。肩着重负，我们的脚步无奈何地移动在密林之中；路潮湿而且泥泞，有冷汗渗透了我们的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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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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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认识孙鸥，自然是他在成都大学文预科读书，我去教书的时候；然而我之晓得“以泊”这个别号，却在民国十五年春，创始主编《新川报》副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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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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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诙谐的本质，与胳肢的，它们颇是相似。这一次，我在一家理发店里，有理发匠替我捶背扢骨，扢到腰上的时候，我忍不住地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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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糊的麻木了的脑幕上，我已经不能记忆着蛙叫究竟在什么季候。阁阁地，大都是傍晚；有时也在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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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各种神话。以我国而论，譬如“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天女散花”“白蛇传”“宝莲灯”“袁樵摆渡”“张羽煮海”等等，我们在戏剧和弹词中都可看到听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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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的书，我看的不多，但印象深刻。我看钱穆先生的第一本书，是广为流传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是《中国文学史》。这是一本讲演录，由钱穆先生口述，其弟子叶龙先生整理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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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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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又来了。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过了多么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绕着圈子，好像鬼打墙，东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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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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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工作得很疲倦，天色一黑便去睡了。也不晓得是多少时候了，仿佛在梦中似的，房门外游廊上，忽有许多人的说话声音：“火真大，在对面的山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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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差不多同时接到三份以上的喜柬。迎娶的或出嫁的，都择定了一个相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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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津以后得见知堂老人所作《鲁迅的故家》一书，署名周遐寿，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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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薄游广州，偶值陈叔通前辈于羊城宾馆，为道南来看花，意兴飙举，因赋诗志快，有“最爱无花不是红”之句，盖游踪所至，看花多作胭脂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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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吹过寂寞的春野。是余寒未消的孟春之月。本来，我们不是牵上双手么？沿着没有路径的江边走去，目送着足畔的浪花，小蟹从石缝中出来，见人复迅速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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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从领导问题上说几句话。这几天发言的人都承认我们有领导。也没有人说，我们的领导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大家都感到：领导的不够好，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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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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