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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的信收到两天了。可是我并不认识您，我知道您也不曾见过我；这封信从一个陌生人的手里递到另一个陌生人的手中，真是令人感奋极了！您的信是从桂林寄来的，漓水边的桂林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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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是更冷静，更沉默的挟着过去的遗什去走向未来的。我四周有狂风，然而我是掀不起波澜的深潭；我前边有巨涛，然而我是激不出声响的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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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潭之滨细雨蒙蒙里，骑着驴儿踏上了龙潭道。雨珠也解人意，只像沙霰一般落着，湿了的是崎岖不乎的青石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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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中国任何的一个都市中到青岛来，你会觉得有另一种的滋味。北平的尘土，旧风俗的围绕，古老中国的社会，使你沉静，使你觉到匆忙中的闲适，小趣味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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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茅房里回来……”我拖着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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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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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底，在朝鲜战场上，有一回我趁交通方便，当夜要坐摩托车到前方去。那些战斗的日子呀，人像骑在闪电上似的，一眨眼生活就变了，过的连日子都忘记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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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朝鲜回来。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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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比往年又不同，红旗、鲜花织成一片锦绣，浩浩荡荡的人群大踏步涌过天安门，走上前去——走进更深更远的社会主义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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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由福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时父亲还健在着，母亲正患着病。他们的年纪都早已超过了六十，所谓风烛之年，无时不在战栗着暴风雨的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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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值得一听的话，是从不曾经人口说过的；比较的值得一听的话，都在偶然的低声细语中；相对的不值得一听的话，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文字结构；绝对不值得一听的话，是用不经修练，又粗又蠢的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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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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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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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没学会写游记。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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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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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次反右派斗争，是要辩论明白大是大非，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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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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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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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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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农村夏天的傍晚都是一样的。晚饭过后，收拾停当，父亲便拖出一根细长的水管，一头接在水龙头上，一头紧攥在手里，这时早已守候多时的我便狠狠地把水龙头掰到底，能听到“呲”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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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一九二八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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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州秦百户，关防犹可恃，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塞芦子一到福州去由南平到福州去的船，凌晨五点钟开行，我们在四点钟赶上船去，船已经挤得象腌菜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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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一时代与苏轼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应该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于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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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在学校中，是个问题最多的科目，其中作文教授，尤其是最麻烦讨厌的部分。说起这星期要作文，先生学生都大家害怕，先生怕改文课，学生怕作不好，这是一般学校作文教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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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嗜好文学的，也曾多时努力于文学的创作；然而我却不是文学研究家，对于文学，我没有深湛的理论，关于别人的深湛的文学理论，我所涉猎的也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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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夜从地上引退了，浓雾就渐渐地沉落下来。那是初春的早晨，什么都还是宁静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和每个隙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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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在慢慢地咀嚼着，不时，从间壁的牛房里传出那大颚子底开阖所发出的响声，正和一个人在使力舐着自己底嘴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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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山路下来，觉得夜是恐怖的。山路非常崎岖，夜如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人的头上，是那么沉重而且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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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生的故乡西历一八六六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十六年，就是清同治五年，阴历十月初六日，先生生于广东香山县的翠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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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到纽约的情形，记者在上次已谈过一些，现在要随意谈些到纽约以后的见闻——有的是在欧洲不常有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