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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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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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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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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汗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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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侨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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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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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搬回文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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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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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仁先生：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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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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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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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子，卷螺发，银黄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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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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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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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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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随时随地看到听到我们的战士与民众的壮烈牺牲，英勇抗敌，使人感激落泪。这样的民族是打倒日本，犹有余力的，因为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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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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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与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取华北，甚至于全中国。有了“九一八”，日本已把中华视成囊中物，伸手即得，费最小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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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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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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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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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九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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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贪污的事儿，自古有之，何必大惊小怪！呸！这分明是轻视伟大的“三反”运动，以为这运动是多此一举！贪污的事儿的确是自古有之，正因如此，才须在今天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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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开得很好。一来是每个代表都兴高采烈，出席踊跃，发言积极；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头一回开会嘛，谁能不高兴呢！二来是各党派、各民主阶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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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我们的跃进计划，我想首先就是要加强我们大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否则就会落空，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会部分落空。以我自己来说吧：在前几天剧协召开的会上，我因患头晕，没敢向挑战的同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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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了。在这举国欢腾的时节，回顾一下个人的创作生活也许是合适的。十年来，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微薄的写作成绩不过是人民怎么鼓舞了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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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藏书多而用书少的图书馆，不见得是好图书馆。一个用书多而不教育人民怎么用书的图书馆，还不见得就是好图书馆。是的，我想一个理想的图书馆或者应是这样的：它会指导读者读什么书和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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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天桥，北京的老住户们一定会叹口气才说：它是解放前的一块最黑暗的地方。解放初期，也还有这么想的：什么地方都好办，改造天桥可不容易，它的老底子太坏太烂啊！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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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阡同志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将我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在北京和别处上演，都很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上演，都有不少位三轮车工人来看戏，事后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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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