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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罗成关。”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话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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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因此，把交通事业办好，使出外的人不再望而生畏，实在是造福不浅。专就铁路来说，解放后这几年的进步真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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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才踏上了中年的边沿，也深深地感觉到旧日的相识者成为古人了已经是过多。在这个岁月中想活下去自然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像我这样只有窄小的友群的人在两三个月中便以警惕来听受三四个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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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正是窘极，要想在声乐范围之内，找些有趣的题目研究，竟是左也找不着，右也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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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个奇怪的病人来到我这里。他还很年轻，应当不会超过三十岁的年龄。他有着证明着优良教养的举止，他底眼睛里发着光彩，说出在他那眼光所寄藏的地方他蕴蓄了如何丰富的知识—不仅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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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之后，我回到宿舍，见了他的铺位搬得精光，知道他拒绝我的送车了。我同他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将近一年，讲话却在一个月以前，他从医院归来，我才向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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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常喜说一个故事：二十年前有位新到法国的中国学生，住在巴黎近郊某“市镇”，一天，骑了一辆脚踏车在宽阔平坦的人行道上行驰，遇着一个警察把他拦住，指手画脚说了好一会，而这位中国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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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个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顾到清议，想到舆论，不敢肆无忌惮，不要脸的人当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来不是一件什么坏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兴奋剂，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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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次和诸君谈过，我们在香港的报馆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很有限，所以是设在贫民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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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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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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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空气太硬，丁坐在沙上，脚指还被小的浪花吻着，疲乏了的阿波罗——是的，有点希腊的风味，男女老幼都赤着背，可惜胸部——自己的，还有许多别人的——窄些；不完全裸体也是个缺欠“中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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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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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一个有金钱与地位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受欢迎；不过，在英国也比在别国多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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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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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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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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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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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一）他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二）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三）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四）抗战以来，他的抗战工作；（五）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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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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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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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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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见面的地点是雅斗（X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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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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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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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演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敬礼！同志们从全国各地带来的节目都是地道的，有长久历史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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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的喜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公布了！对于我，语言文字似乎在这两天中已经失去效用；要不然，为什么纵有万语千言，都难以形容出我心中的喜悦呢！怎能不那么喜悦呢，这是咱们人民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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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区小组的代表们委托我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干部们讲：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非常的忙。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也有这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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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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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小文正遇上极热的天气。今天是七月二十三号。好家伙，一清早屋里就像个大烤炉。天这么热，事情又多，可是我还不能不写这篇小文；心里是那么高兴，简直欲罢不能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