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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九岁大的女孩子,拉着一个小火车头——这是我给水牛起的名字,因为它的身体比一般黄牛要庞大,在田间并不显得,等它走上了小路,对面遇见,就觉得它格外大,格外重,格外笨,真的像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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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这是江苏全省文艺界的群英会,这是江苏全省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仿佛舞台上一阵急急风,众家英雄,浩浩荡荡地一齐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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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前也是这秋叶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积水潭边一家临湖的小阁上伏处着一个六十老人;到深夜里邻家还望得见他独自挑着荧荧的灯火,在那小楼上伏案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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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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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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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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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次反右派斗争,是要辩论明白大是大非,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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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24日发潼关——延安)原兄:珂弟早就离开那个小学而到一百一十五师里去了,大概是政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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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我的畏友,他的学问道德,“吾无间然”。自一九二年在东京开始相识,至一九三六年他逝世为止,我们时常见面,经过了三十五年间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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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弟弟面相的相肖,多少人都生着可笑的误会,就是有一点熟的人,有的时候也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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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接着一天,流过去了。我们应当因这而感激吧?除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感激的呢?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懒惰的;太阳沉落的时候,我们是忧愁的……太阳沉落以后呢?我们底梦是一个平安的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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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如同愤怒的野兽,咆哮地冲着,冲过了滩和峡,冲过了田野和市镇;而在这里,在冲过了一个峡口以后,就瀑布一般地倾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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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野社的朋友们,因为《秋野》第一期出版,要我写几句话当做发刊词。我想,秋野社的宗旨,在它自己的宣言中已经明白说出了,就是:“‘野秋’社是为坦白的表现我们的感情,我们心灵上的苦闷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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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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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茅房里回来……”我拖着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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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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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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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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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和美妙倘若不存于人间,则天上一定不会有神奇,有美妙,不,连宇宙都不会有。我面着宇宙,我仰慕那浩渺无穷的苍天,特别喜欢留连在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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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的人们又尖着嗓子唱起那猥亵的小曲来了:“奴在呀,房中呀,打呀—牙牌呀……”模仿着女人们底声调,分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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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已故的先生和友人许寂寞,难受的奴役,被夺的自由,无尽的秋冬,执拗的疾病……唉,可怜的,可怜的亚夫尼尔……—自屠格涅夫底《死》读着别人对于旧友的追忆,我就会记起你来,深陷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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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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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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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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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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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各种神话。以我国而论,譬如“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天女散花”“白蛇传”“宝莲灯”“袁樵摆渡”“张羽煮海”等等,我们在戏剧和弹词中都可看到听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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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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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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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准备早饭,同时打开了窗子,春朝特有的气息充满了屋子。在大炉台上摆着已经去了皮的地豆,小洋刀在手中仍是不断地转着……浅黄色带着弹性似的地豆,个个在炉台上摆好,稀饭在旁边冒着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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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束装前行,但逡巡而不能前进。记一记罢,我们曾做过怎样的梦。记起少年之日的梦境,一个人往往是若有所失而感觉惆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