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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从领导问题上说几句话。这几天发言的人都承认我们有领导。也没有人说，我们的领导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大家都感到：领导的不够好，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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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插瓶，枝上的花苞往往不能尽开，过一两天，有几个便枯萎落下，十分可惜。要不怎么一谈到百花齐放，我就首先注意那个“放”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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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我搀着他出了简陋的茅屋，一直向着太阳斜落的方向走去。塌鼻的老妇人和几个不解事的小孩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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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大众的文学要从大众产生的，大众是劳苦大众而不是白相大众，可是劳苦大众不识字，又没有工夫弄文学，因此革命文学家要想把文学送进大众而在努力，这便是二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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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小，其实是很严重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固然都有相当的区别，但是书本上写着的文字，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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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学会了“是喽嘛”这句话。这见出“是喽嘛”在昆明，也许在云南罢，是一句普遍流行的应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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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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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中国艺术剧社将在农历新春出演宋之的先生的《祖国在呼唤》五幕话剧，由洪深先生导演。宋先生的近作，我还没有读过。但老手的作品，我想，必定不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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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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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大兴安岭上游览访问，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者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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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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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晖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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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诫着，说那是最无情的之一呵，会把什么都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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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心弦，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正如在那一天底夜晚，你底手在比牙琴上战栗着，你那时不只是感觉了不安，而且感觉了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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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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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样的希罕，一样的宝贵。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残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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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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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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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事邀我到这边来，原规定是大伙坐下吃点东西，教我说个五六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备的材料，一点也不新奇。我以前作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还作过督学，所以我对小学教员的情形，都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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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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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州秦百户，关防犹可恃，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塞芦子一到福州去由南平到福州去的船，凌晨五点钟开行，我们在四点钟赶上船去，船已经挤得象腌菜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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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这个跳动的菜油灯芯已经呆住了许久，我想对于我曾经先后住过八年的上海引起一些具体的思念和忆恋来；可是我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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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谓武力民众化杨森先生别无它长，就是喜欢闹点矛盾笑话，一发言，一动作，无一不是新新《笑林广记》上的资料，比如去年乘机溜到宜昌去时，同一天竟会发出两封电报，向武昌说是“恭就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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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还不晓得祖父是属于太平天国而外祖母属于大清帝国少宰之家庭。身体的遗传有红绿色神的异常和轻度鱼鳞症，祖母以为我诞生在冬至前后，被脚炉烘干皮肤之故，色神的异常是后来大学生的时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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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把人类从生物学的立场观察，研究生体的作用，再把他的病变研究，用物理学的化学的材料及方法来考虑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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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山之民猫山列在眼前，山脊平直有劲，即名之曰虎山，也不足形容其雄伟；上面绿树深沉，农田斑驳，又如独得天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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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落了这样大这样厚的雪，我也没有兴趣和机缘出去鉴赏，我只在绿屋给受伤倒卧的朋友煮药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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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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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等处，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为最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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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史沫特莱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天。那时我和她在上海马路上走着，要到沪西一家工厂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