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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我上次回信的草率,你要知道那时候我整个的情感是在多么大的颠仆之中。我几乎都失却了自信力,我不知道那件突发的事该给我多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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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壬寅春节是我国在连续三年大灾害之后,决可转入一个上好年景的年头。为了表达我至诚祝愿,因拟一副春联,安排过春节时,贴在我菱窠的木板门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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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时翻个身,也成为痛苦的事体了,平常能够在这小公寓温暖空气之中,模糊地高兴地起来,可是现在就成为一个过分懒惰的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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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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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像过年。北京城里外,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是一片欢笑。人人都知道、都晓得、都庆祝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又得到一次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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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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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死了。”“是的,我的朋友死了。”我安静地说。一点也没有感动的样子。“你将怎样去祭悼你的朋友呢?”“是的,我将怎样去祭悼我的朋友呢?”我又安静地这样反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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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被日寇屠杀的战士们青蛙嗷嗷苦唤着天明,照路,只有满山的流萤,个个坟头坐着那些悠久的黑色影子,因为他们不忍眼看鲜血流在黑夜,装着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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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有一座钢铁的假山,得之不费一钱,可是在我室内的器物里面,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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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从街路上的细窄的孔缝中冒了上来,一向是未曾被人留意的,这时候如泉口一样地涌上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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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分明是一个梦,然而,一切都是这样真切的。他回来了,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他显得疲倦,但是在他底眼睛里却仍然停驻着那旧日的异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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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顾荫亭先生新自欧洲考察教育回国,足迹遍历十数国,经时四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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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想着,也许这是——一本好书,诚心诚意地写了的,不少人读着它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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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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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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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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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盼作戏剧运动的朋友们注意下列的一些小事:(一)在剧情说明书上,在剧场内外,在任何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印上,写上:入场务祈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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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美国的文艺作品是极讲究形式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有必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出品首先要讲究漂亮悦目,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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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边这些人干的事吧:杭州汪德孚等,代制慰劳志愿军的食品,偷工减料,用吃了嘴就发干的石碱粉代替苏打。上海的胡恒庆,承办解放军与志愿军军鞋,偷工减料,腐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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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里,有下边这样的话:“文学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是以热爱劳动、勇敢、无畏、对我们事业胜利的信心的精神,以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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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人民支持刚果、古巴人民反帝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同志们:我代表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说几句话。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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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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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几千位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新闻各方面的先进人物,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会啊!这些人物,人人值得歌颂,个个应该表扬,我不知道怎样来写这篇短文才好!谁能够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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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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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这词语的来源,大家都知道:终于贾岛选定了“敲”字,是因为它来得响亮些。响亮些固然是不错的;不过,据我看来,还有一层旁的,更重要的理由,那便是,僧敲月下门这一句诗的意境,因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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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把我们庄严的斗争视为舞台上一番演奏,果然那样,未免就太以客人自居,以为我们的责任只在于举起一架望远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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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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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物,有各种多样,但都可以用文字来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文化可使用文字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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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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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