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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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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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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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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像《收获》这样的巨型文学刊物，也是不多见的。因此，《收获》的刊行，应使我们感到骄傲！前些天，一位有名的英国出版家对我说：“你们的出版计划是惊人的！”是的，假若他看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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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跃进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在跃进，真使人高兴！7月30日我参加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亲耳听到来自全国各处的中、小学教师与学生用普通话朗诵诗歌，说快板与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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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京解放十周年而作北京解放十年了。十年间的变化实在无法片语道尽。所以我只想在这里说一件事。我要说说北京多么干净。是啊，北京的清洁卫生工作的确作的好，年年有进步，这是值得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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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我又去访问西城妇女商店的朋友们，在我写《女店员》的时候，她们都帮了大忙；《女店员》演出之后，她们看了戏，并提了不少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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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花草，爱猫狗。由一个中国人看呢，爱花草是理之当然，自要有钱有闲，种些花草几乎可与藏些图书相提并论，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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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把我们庄严的斗争视为舞台上一番演奏，果然那样，未免就太以客人自居，以为我们的责任只在于举起一架望远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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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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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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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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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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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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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一个有志于文艺创作的青年而想成为作家，的确是千难万难的事。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是那么寥寥可数，旧日的统治阶级不培养作家，而摧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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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全国跃进的景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的工农商学兵都一致地争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进行忘我的劳动，以期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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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友揍小工友一嘴巴，经厨房大师傅调解，未动刀，亦未至庶务课起诉。庶务主任探知校长夫人的娘家有喜事，急于煤火费下匀出百元，送去；并携桔子一筐，赠校长的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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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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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呵，我的祖国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我看见你鲜血淋淋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干僵僵的躺在田里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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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兄：我是在桂林，从一月七日以迄于今，假如没有什么变动，自己也有耐性，大约可以呆到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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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耗传来，知道七年前曾与我们小有周旋的荆生将军，竟不幸而为仇家暗杀了。这件事，真使我们无论为友为敌的，都要起相当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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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往往把文化和文艺混同着。如说文艺先行于文化，而哲学是在后面的，这样说就似乎把文化和文艺的混同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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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而能合并，在个人在社会都是莫大的幸事；初虽未能，肯学习而做到能，则由“为”而“能”，亦尚可有为；最下者虽“能”而不“为”，或不能而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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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们所被羁押的看守分所却在吴县横街，如乘黄包车约需二十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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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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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贺。在我们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族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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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搜检书簏，发现旧作《云端白鹤》一首，以示辉群，遂被攫去，欲刊于《江声》，此本雕虫小技，况复欠工，何足为方家道，亦聊以示意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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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像一条污浊的河，缓慢而迂滞地流去；生活，在这中间，就变成一堆污烂的泥团了。我翻开我底手记册，想从里面发现一点可以记念的过去，如同一个将要窒息的人渴望着一口新鲜的空气，或者一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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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伯度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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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由莫斯科回来，感情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和报告文学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忘了。说不定这篇报道（尽管很短）会写的杂乱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