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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切的记忆之中，灯——或者就是火亮，最能给我一些温煦之感。这不能说到只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是如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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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心是进步之母，自贱心是堕落之源，故自觉心不可无，自贱心不可有。本期沧波君自英通讯，提起我国驻外的公使馆领事馆，有的连牌子都不愿挂，国旗都不愿悬，这种习惯是否已普及于我国驻外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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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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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汛已经退了，江的两岸露出宽阔的沙滩。靠近水边铺着一片平整的鹅卵石，稍远一些的地上，还留着一层酱黄色的淤积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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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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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刚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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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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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是戏剧的母亲，没有写好了的剧本，就没有舞台上的戏剧。昔日老伶工私藏的“本子”是绝对不肯轻易给别人看的。在西洋，一出戏出演的第一日，观众们是要在末一幕闭幕时请出剧作者，给他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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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四年来，剧本倒写了几个，不是长于写剧，只是抽一点工夫，对付着能成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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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文部省调查，去年度日本全国学生因思想犯罪而被处分的事件，计一百四十八件，被处分人数计八百六十二人，打破以前之纪录，就中高等学校占五十一件，四百十名，为总数之百分之五十，至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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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十二点钟左右，我登在青州城西门上；也没有鸡叫，也没有狗咬；西南方那些山，好像是睡在月光里；城内的屋宇，浸在月光里更看不见一星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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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同志去世，是文艺界的一个大损失！我和王春同志相识不很久，可是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后来，来往渐多，我越来越敬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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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揭露以前，我听到过一些话：有人说：胡风集团不过想在文艺界夺取领导权，他们并不是特务。看了第三批材料，此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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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并非不暑，而是暑得比别处迟些。这么一句平常话，也需要一年的经验才敢说。秋天很暖——我是去年秋天来的——正因为夏未全去；以此类推，方能明白此地春之所以迟迟，六七月间之所以不热，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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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狗在我底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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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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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是基督二十六世纪初头。世上情形，已经改变得不能认识了。有色人种，早同白种混合，更生得强壮长寿，正如动物界所有的杂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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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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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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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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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原定共出十期，今天这是末一次；有中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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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是一个大的摇篮，又是一个古老的坟墓，原野上总是笼罩着静寂。原野里隐藏着无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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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们不能和娼优隶卒成为伍。读书人不劳动，劳动人为苦力人，所以我国读书人不肯打扫自己房间，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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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门口歇着两个卖唱人，哼哼着的二胡，配着嘎哑了的女人的喉音。呜呀呜呀地不知是唱，还是呻吟，还是道着都市的人的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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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A.Hitler：My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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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我们的跃进计划，我想首先就是要加强我们大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否则就会落空，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会部分落空。以我自己来说吧：在前几天剧协召开的会上，我因患头晕，没敢向挑战的同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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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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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号叫！豺狼全下山来了，在静夜。被饥饿所驱逐着，冲突，向着田野，无数的狼，红着眼，拖着瘦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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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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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桂林，我看见了我以为就是彭贝末日的那么一种大火。半晴的天，已经全瞑了；顶强烈的风，倒仿佛没有什么动展，整个的空间被黑的烟，白的烟盖得满满的，她们好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