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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兴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要大大地改变样子。是往好里改，还是往坏里改呢？肯定地说，是往好里改，往很好里改。因为：一九六零年，六十年代的开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特别是亚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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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胡同里有个读报小组。胡同虽小，我们的心却四通八达，同情各地方的革命人民，憎恨所有的恶霸与海盗。这两天，听到肯尼迪又施毒计，军事封锁古巴，大家都怒气冲天，热烈地展开讨论，并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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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丧失了它的威胁时，我不得不赞美灰烬了。我不用在这里请出化学家来，我更不用想到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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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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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听见了如同呼唤着人名的风。是有月光照着那婆娑的树影。不自主地来了恐怖和凄切，几乎是想落下泪来，然而却只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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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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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的新年与春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一个月里过两次节，刚道完新禧就又祝贺春节愉快，真是一年开始，双喜临门，好不快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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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梦醒后，一轮冷月透窗纱，多少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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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往往把文化和文艺混同着。如说文艺先行于文化，而哲学是在后面的，这样说就似乎把文化和文艺的混同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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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在大城市里，这句话就不容易体验。就拿北京来说吧，同一条胡同的人家，你忙你的，我干我的，今天张家搬走，明天李家搬来，谁也不容易认识谁，更不用说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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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之人，散处四方，夏日炎热，聚于青岛，是谓避暑。无福之人，蛰居一隅，寒暑不侵，死不动窝；幸在青岛，暑气欠猛，随着享福，是谓暑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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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被日寇屠杀的战士们青蛙嗷嗷苦唤着天明，照路，只有满山的流萤，个个坟头坐着那些悠久的黑色影子，因为他们不忍眼看鲜血流在黑夜，装着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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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恺：十月甘六日发航空函，收到已一星期。牵于校课，今日始写复信。劳盼望矣。关于绘画拙见，蕴藏已久，前函乘兴漫说，蒙采纳，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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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分明是一个梦，然而，一切都是这样真切的。他回来了，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他显得疲倦，但是在他底眼睛里却仍然停驻着那旧日的异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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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晨，当云雀飞翔在空际，新晴的天色照着黎明底彩霞的时候，我是怅然了，如同由一个梦里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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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呵，我的祖国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我看见你鲜血淋淋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干僵僵的躺在田里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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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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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同志去世，是文艺界的一个大损失！我和王春同志相识不很久，可是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后来，来往渐多，我越来越敬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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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酣睡于芬芳的花心，周围环绕着旖旎的花魂，和美丽的梦影，我曾翱翔于星月之宫，我歌唱生命的神秘，那时候正是芳草如茵，人醉青！不知几何年月，我为游戏来到人间，我想在这里创造更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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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狗在我底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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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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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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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人民支持刚果、古巴人民反帝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同志们：我代表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说几句话。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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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们不能和娼优隶卒成为伍。读书人不劳动，劳动人为苦力人，所以我国读书人不肯打扫自己房间，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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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作贼的胆虚”。美国侵略者既是贼盗，当然会狡赖，不承认发动了细菌战。残暴无比的也必狡猾无比，这是侵略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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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有个最可喜的历史消息：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要英勇地站起来，争取他们应有的独立与自由。这个消息响亮如雷，奔腾如狂潮巨浪，无可抗拒！近来，我们高兴地听到古巴人民反对独裁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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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号叫！豺狼全下山来了，在静夜。被饥饿所驱逐着，冲突，向着田野，无数的狼，红着眼，拖着瘦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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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年轻时，在日本，见一美女子，因此作美丽的诗，送给她手里，她的书包里，或许登在同人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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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山之民猫山列在眼前，山脊平直有劲，即名之曰虎山，也不足形容其雄伟；上面绿树深沉，农田斑驳，又如独得天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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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