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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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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绪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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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说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干，其形式上应行改革之外，已就鄙见所及，说过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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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兵败麦城，虽然首级给人拿去招安，可是英灵不散，吾舌尚存，还到玉泉山，向和尚诉冤，大喊什么“还我头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万想不到我现在也来发出同样阴惨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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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之美，很难用笔墨描写，也很难用言语形容；只苏东坡诗中“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两句，差足尽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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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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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前二三年有许多学者热烈地讨论人生观这个问题，后来忽然又都搁笔不说，大概是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罢！到底他们的判决词是怎么样，我当时也有些概念，可借近来心中总是给一个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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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挑选一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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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妈是榆树屯子最愉快的老婆子。又爱说话，又爱笑，见了人总是谈闲天，往往谈得耽误了做饭，往往谈得忘记了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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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伏园兄：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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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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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国来，江苏省教育会请他明天、后天到这儿来演说，又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叫我今天晚上先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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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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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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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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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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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题是“中学的国文教学”，两年前民国九年（1920年），我曾在北京发表过一次（参看《胡适文存》卷一，303页以下），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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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这是我父亲在郑州办河工时（光绪十四年，1888）做的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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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学是因为光绪乙巳年（1905）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其中一部分愤慨回国的人在上海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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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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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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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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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小时候，在S城，——所谓幼小时候者，是三十年前，但从进步神速的英才看来，就是一世纪；所谓S城者，我不说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说之故，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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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没有预备讲这个题目，到安庆后，有一部分人要求讲这个，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临时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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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同诸君所谈的题目是《学生与社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两层讲：（一）个人与社会；（二）学生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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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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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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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生观论战已经闹个满城风雨，大家都谈厌烦了不想再去提起时候，我一天忽然写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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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tionof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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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与友人俞平伯同游秦淮河时所作的散文，这篇文章记叙的是夏夜泛舟秦淮河的见闻感受。 作者将自己的感情与思绪，融合在风景描写技巧中，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篇文章标志着“五四”散文创作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