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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次和諸君談過,我們在香港的報館因爲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呆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爲數很有限,所以是設在貧民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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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苦學生的時代,經濟方面的最主要的來源,可以說是做家庭教師。除在宜興蜀山鎮幾個月所教的幾個小學生外,其餘的補習的學生都是預備投考高級中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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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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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從蘇聯一個又一個的五年經濟計劃實行奏效之後,經濟學家都喜談“計劃經濟”,其實不但經濟應有計劃,就是讀書也應該首先有一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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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難兄難弟”裏面有一個胖弟弟——王博士。這個胖弟弟的樣子生得那樣胖胖白白,和藹可親!他的性情又是那樣天真爛漫,篤實敦厚!凡是和我們這個胖弟弟做過朋友的,想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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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着失戀的悲哀,在鋪着晨露的野草之氣裏,林子平迷惘地走下石階,彷彿這一層層往下趨的階級,有意地象做他幸福的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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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宗傑:你是好遊的,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時的遊興。在那裏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邊旅行,而且每逢禮拜日,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務,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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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至滴翠軒時,聽說那個地方佔着山的中腰,是上下山必由之路,重要的商店都開設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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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宣化到張家口,不過半小時;下午7時35分開車,8時便到。飯後,到日新池沐浴。臨時買了一瓶消毒藥水,店夥竟以爲奇,不知如何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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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印度烏黛·香卡舞蹈團的演出後桃紅色的曙光從東方升起。天空一望皆碧,四散地點綴着濃厚的雲塊,是一個令人心身俱爽的大好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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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剛給你一信,現在又要給你寫信了。上午9時半早餐後,出發遊昭君墓。墓在綏遠城南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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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5年7月23日到了印度尼西亞的“詩之島”峇釐,在那裏住了八天,欣賞了不少峇釐島上的藝術,從繪畫、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較多,南派的、北派的、宮廷的、民間的、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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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遊記之一住的地方,恰好在開陝西省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碰到了不少位在各個生產戰線上的先進工作者的代表們,個個紅光滿面,喜氣洋洋,看得出是蘊蓄着無限的信心與決心,蘊蓄着無窮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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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首甲等的批評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一篇詩,是罵胡秋原“丟那媽”的,此外,罵加上一些恐嚇的話,例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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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之後,新月已經上來了,連無限好的夕陽都已經落山了。只有陰森森的鬼氣。大門口的石獅子都皺着眉頭,它們的真正厚到萬分的臉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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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真的父親都猴友,和馬福蘭全境所有的村民一樣,一面種田,一面結草鞋。都猴友有着比其他的人熟練的手法,而又得到了永真的一些零件上的幫助,他一天至少能夠出產二十雙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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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來自遠方的怪異的預言家,聖者,他用着比魔鬼更適宜於隨機應變的神祕的姿態,矇蔽着一切的人們,從暗中活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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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的太陽,正高高掛在天上,射得四周的天空,連一些雲霞都沒有。人們在屋裏搖着扇子,還怨道沒有一點涼氣呢!那田裏的禾,被這太陽的光線射着,都低了頭,彎了腰,表示它不能和這強權者宣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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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詩歌發展的道路問題,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似乎還難於解決。這是什麼緣故呢?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現新內容的新形式,還需要做許多努力,進行更多的嘗試,而在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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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人時常爲文章所苦。一種是工作特別忙的人。他們安排不好時間,有很多思想和意見,也有很多材料和觀點,裝滿在腦海裏,就是寫不出來,覺得非常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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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審判案件的官員叫做“推事”,這個職務相當於現在法院的審判員。我們人民的法院現在已經沒有“推事”了。這是正確的。因爲顧名思義,推事當然不如不推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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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歷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蹟,似乎久已被湮沒了。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遺憾的事情。最近我同史學界的個別朋友,偶然談起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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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學校的公共汽車出城,路上看見西山,想起鄉前輩某先生的兩句詩:“一日看山三百里,古人無此快哉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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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海,是什剎海,俗或叫作十家海的。爲什麼要寫這《海涯瑣記》呢?日昨,可以君到小庵來,說是《紅藍白》將出版了,要我寫點什麼文章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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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宿舍附近,馬路兩旁,對植着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樹,但只有一種:槐樹。這很好,雖然較之槐樹,我更爲喜歡楊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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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春天的下午,雨聲滴瀝滴瀝的打窗外的樹。那雨已經是下了好幾天了,連那屋子裏面的地,都水汪汪的要津上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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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晚秋的傍午,天上飛着幾片輕淡的薄雲,白色的日光射在一條風掃淨的長街上。幾家門首站了許多的女人孩子,在那裏咕咕噥噥的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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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伏天的午後,午飯剛過,滿地都是樹蔭,一絲風也不動;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悶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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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與聖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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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裏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