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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站在池边的蓬头的榕树,你可曾忘记了那小小的孩子,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子?你不记得他怎样坐在窗内,诧异地望着你深入地下的纠缠的树根么?妇人们常到池边,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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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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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母几夜没有安睡,现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北方的一种迷信活动。旧时老太太遇到不吉利的事情,抖动穿过50年的小棉袄,说是可以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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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灯节已经来临,满街上颤着灯的光明:红的灯挂在门口,五彩的龙灯抬过街心。星斗布满了天空,闪着光,也像许多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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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六点半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八点才起床。赶快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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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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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阴历的,当然;国历的那个还未曾算过数儿。火车开了。车悲鸣,客轻叹。有的算计着:七,八,九,十;十点到站,夜半可以到家;不算太晚,可是孩子们恐怕已经睡了;架上放着罐头,干鲜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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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小孩的时候,听了《聊斋志异》或《夜谈随录》的故事,黑夜里常怕狐妖僵尸的袭来;到了现在,这种恐怖是没有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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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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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T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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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也有乞丐”,是的;但他们的丐道或丐术不大一样。近些年在上海常见的,马路旁水门汀上用粉笔写着一大堆困难情形,求人帮助,粉笔字一边就坐着那写字的人,北平也见过这种乞丐,但路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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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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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出版物,都用神话的典故做题目,很是别致,想把它议论一番。这些出版物是(1)《弥洒》,(2)《维纳丝报》,(3)《狮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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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如果来了,他要钱或要衣服,能给的,我都可以给他。”一家人饭后都坐在廊前太阳光中,虽是十月的时候,天气却不覚十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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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博物院带画院,只检大的说,足足有十个之多。在巴黎和柏林,并不“觉得”博物院有这么多似的。柏林的本来少些;巴黎的不但不少,还要多些,但除卢佛宫外,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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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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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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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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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我这一支歌将扬起它的乐声围绕你的身旁,好像那爱情的热恋的手臂一样。我这一支歌将触着你的前额,好像那祝福的接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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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城不大,风景却别致。特别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座凌空欲飞的蓬莱阁,更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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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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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常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实是因为胆小,哪敢多灌黄汤。梦却夜夜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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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见则多怪,真叫人愁得慌!谁能都知都懂?就拿相对论说吧,到底怎样相对?是像哼哈二将那么相对,还是像情人要互吻时那么面面相对?我始终弄不清!况且,还要“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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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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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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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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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八度的天气,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水路不得通,旱路也难走。冰!我真是奈何你不得!我真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便与撑船的商量,预备着气力,预备着木槌,来把这坚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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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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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题是“中学的国文教学”,两年前民国九年(1920年),我曾在北京发表过一次(参看《胡适文存》卷一,303页以下),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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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地板上不言不动的,告诉我呀,亲爱的妈妈?雨从开着的窗口打进来了,把你身上全打湿了,你却不管。你听见钟已打四下了么?正是哥哥从学校里回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