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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时间一九六〇年秋。地点太原。人物周雨香——女，20岁，继春之妻。继春——男，25岁，孙玉莲之子，雨香之夫。孙玉莲——女，41岁，继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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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夏患背痛，动转甚艰。勤于为文，竟日伏案是为病根。十年前曾习太极与剑术，以就食四方，遂复弃忘。及病发，谋之至友陶君子谦，谓：“健身之术莫若勤于运动，而个人运动莫善于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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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鸽正如养鱼，养鸟，要受许多的辛苦。“不苦不乐”，算是说对了。不过，养鱼，养鸟较比养鸽还和平一些；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儿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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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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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士们是为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们的同胞作战，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因为：假若战士们单单的是为他们自己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满可以“坐在城楼观山景”，他们的胜败生死，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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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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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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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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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一部分工作是广谣播言，增他人锐气，减自己威风，惑乱人心，以收“使支那屈膝”之效。听信谣言的虽无心作歹，可是有意屈膝；既非标准汉奸，又不是爱国志士；唯一的动作是勤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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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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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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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我们民族莫大的耻辱，也是我们民族空前的觉醒。有了这觉悟，所以去岁“七七”没有成为第二个“九一八”。打下去，同胞们！有血而不肯流，等于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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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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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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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学术方面，”他说：“先生的治学可以说是广博的，而且是以科学的方法。他不像一般人一样，被埋在书堆里，他是真正能够消化学问，而且能创造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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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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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通俗化这问题，我们已听到看到许多的意见与言论。对于一事一理的讨论，自然是不厌其详的；可是设若始终在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试验，则言论必来回绕圈，渐觉枯窘；而有志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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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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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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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一）解放与自由等名词是用血铸成的；（二）中华民族是明礼知耻的民族，人民肯用血去争取解放与自由。抗战已近二载，不但正规军越打越多越强，而且随时随地滋长出新的民军；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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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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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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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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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盼作戏剧运动的朋友们注意下列的一些小事：（一）在剧情说明书上，在剧场内外，在任何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印上，写上：入场务祈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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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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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前，我没写过剧本。抗战以后，剧运亨通，我也就见猎心喜，想多学习点手艺。到今天止，我已写过四本半剧了——其中有一本是与宋之的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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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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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中国艺术剧社将在农历新春出演宋之的先生的《祖国在呼唤》五幕话剧，由洪深先生导演。宋先生的近作，我还没有读过。但老手的作品，我想，必定不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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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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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批评者是以“偏见”代替学识。对某事本一无所知，而偏要发表意见，那就只好拿出仅足以使自己快意的偏见，来信口乱说。这，说句老实话，只是取巧。
